个人每天回到那几个地方,两座城市之间的人流为什么仍要另写一条公式?
论文名片|Hugo Barbosa-Filho、Marc Barthelemy、Gourab Ghoshal、Charlotte R. James、Maxime Lenormand、Thomas Louail、Ronaldo Menezes、José J. Ramasco、Filippo Simini、Marcello Tomasini,Human mobility: Models and applications,Physics Reports,2018,734:1–74。DOI:10.1016/j.physrep.2018.01.001。本文依据 HAL 存档稿解读,该稿同时标为 arXiv:1710.00004v1(2017年9月29日),预印本提交日期为2017年10月3日;封面著录正式发表于 Physics Reports 2018。封面推荐引文把第一作者写作 Hugo Barbosa。这是一篇综述,汇总个体轨迹与群体人流的度量、模型和若干应用。
一张在奥马哈登记的美元,短则两周就可能在另一座城市被再次看见。与此同时,手机数据里一个人被记录到的时间,大约四成落在他最常出现的两个地点。两件事都叫人类移动,测量对象却完全不同:钞票换过很多双手,手机记录的是同一个人反复回到少数地点。
这篇综述要回答的是,这些看起来很不一样的记录,能不能用少数几类模型放在一起理解。方向性的结论是:个人轨迹的关键是返回,群体人流的关键是距离函数和沿途机会;两者都能解释一部分数据,换数据源、换空间尺度或换交通方式之后,指数和排序都会变。它没有拿出一套新的统一实验,图也大多转引自已有研究。
先说结论
- 数据源量的不是同一种移动。美国2000年代县际通勤文件有 3,141 个县、34,116,820 名通勤者;钞票研究使用 464,670 张账单的轨迹,其中大约 11% 被报告过不止一次。手机一例是 100,000 名用户、6 个月,另一例是 206 人、一周、每两小时。把钞票路径当成一个人的一天,分母就错了。
- 跳跃距离常常写成截断幂律,指数却随数据而变。4 天内的 20,540 次钞票位移给出 β=0.59±0.02;手机位移的 β=0.75±0.15。按交通方式拆开后,单一方式更接近对数正态,合在一起才像幂律。
- 人不会像随机游走那样越走越远。回转半径随时间对数增长后饱和;访问排序近似齐夫定律。约 90% 的已记录出行可以收进 17 个日常模体,模体的门槛是在数据中出现超过 0.5%。
- 群体流量里,距离指数不是常数。空间单元平均面积 ⟨S⟩ 增大时,指数衰减引力模型的 β 下降(β=0.3⟨S⟩^−0.17),幂律衰减的 β 上升(β=1.4⟨S⟩^0.11)。辐射模型不标定距离参数,能分开两对县的中间机会,但在多国通勤比较的共同通勤者比例上,引力模型略好。
- 尺度一换,同一条曲线就换含义。英国城市大约 23% 的出行时间花在方式衔接上。美国 97 个城市化地区的拥堵总延误随人口的幂为 1.270±0.067,并不支持各地通勤时间都固定在一小时。步行人群、航空、海运、城市内部和虚拟空间各有自己的统计,不能互相替代。
为什么物理学会来写出行?
综述把人类移动定义为个人和群体在空间与时间中的移动。日常出行和居住地迁移都算,但时间尺度差得很远。欧洲和美国的研究里,家庭交通支出约占全部支出的 15% 到 25%,仅次于住房;交通也是温室气体的第二大来源。这里的分母是家庭总支出,不是出行次数。
定量地理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把本学科说成空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更早的线索是距离:Carey 在 1858 年把两城交往写成与人口成正比、与距离成反比;Ravenstein 用迁移流把这个想法说成一组经验规律;Stouffer 在 1940 年改看沿途机会;Zipf 在 1946 年写成流量与两端人口的乘积成正比、与距离成反比。后一种形式后来被称为引力定律。距离在两派里都在,写法不同:引力模型把距离直接放进公式,介入机会模型让距离通过“中间还有多少可去的地方”起作用。
Hägerstrand 的时间地理学把一个人的一天画进一个立方体:底面是地图,竖轴是时间。手机和社交网站后来提供的是这个立方体的稀疏采样,轨迹不完整,也会带误差。

图 1|一个人的一天,怎样同时画在地图和时间上?
无字母子图。左:底面是地理空间,竖轴是时间,两条曲线是住在同一带、去同一处工作的两个人。右:手机和社交网站留下的是断续点,只能近似原来的轨迹。来源:原论文 Fig. 1。
arXiv 上标题含 Human mobility 或 Mobility patterns 的论文比例,在 2008 年前后明显升高。纵轴是占 arXiv 论文的比例,数量级为 10^−4;统计截止 2017 年 2 月 16 日,而且只覆盖这个预印本网站,会低估全部文献。

图 2|这个题目的论文,从哪一年开始变多?
无字母子图。蓝点是 Human mobility,橙点是 Mobility patterns,横轴为发表年。两条序列都在 2008 年之后抬升,不能当成该领域的完整文献普查。来源:原论文 Fig. 2。
综述自己划了边界:地理约束和道路网只在解释移动所必需时出现,它不系统评述空间网络,也不系统评述城市形态和城市标度律。后文的模型按个人、群体、再按方式之间的换乘来组织。
一张钞票的轨迹,为什么不能当成一个人的一天?
人口普查问的是居住地和工作地,适合估计通勤和国内迁移,几乎不记录一天里的停留。英国第一次全国普查在 1841 年,1921 年加入工作地,1961 年起加入先前居住地。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在 1790 年,工作地和交通问题到 1940 年才进入问卷。如今多数国家大约每十年一次。
美国县际工作流文件同时有“按居住县”和“按工作县”两种排法。纳入条件是普查前一周仍在工作。工作者的定义是至少 1 小时有酬就业,或 15 小时志愿工作。Simini 等人用 2000 年代的县际工作流检验辐射模型时,对应 3,141 个县、34,116,820 名通勤者。分母是这份文件里的通勤者,不是美国总人口。英国数据可以细到邮编,也可以放到 7,201 个选区,并按年龄和性别拆开。

图 3|普查通勤在地图上长什么样?
无字母子图。左:佛罗里达州按县划分。右:县与县之间的通勤,线越粗流量越大。这是汇总流量,看不出某一个人一周走了几次。来源:原论文 Fig. 3。
美国国税局用相邻两年报税地址是否改变来标迁移,公开数据覆盖 1992–1993 到 2006–2007 财年。地址没变就算非迁移。这仍然是居住地变化,不是日常出行。
城市调查能记下出行目的和方式,样本小得多。芝加哥都会区 2007–2008 年的家庭出行追踪调查有 10,552 户,每户记录一到两天。分母是户,不是人。洛杉矶地区的一项分析抽出 2,017 个分区之间的 46,000 次出行。调查还会有自我报告误差。
钞票网站 Where’s George 被用来间接看人怎么把纸币带走。Brockmann 等人取得 464,670 张美元账单的轨迹,范围是美国本土。到 2017 年,网站登记条目大约 2.5 亿条,那是网站总量,不是这项研究的样本量。多数账单只出现一次;大约 11% 被多次报告,一张账单 3 到 5 次比较常见,超过 5 次就少。两次报告之间换过几个人,数据并不知道。

图 4|四座城市发出的钞票,后来出现在哪里?
无字母子图。线是旅行时间短于 14 天的轨迹;从奥马哈出发、超过 100 天的长轨迹不画线。插图是纽约附近。四个饼图按距离把二次报告分成四档:仍在登记地、50 公里以内、50 至 800 公里、800 公里以外,颜色越亮距离越远。初始登记数是奥马哈 2,055、西雅图 524、纽约 231、杰克逊维尔 381,分母是这四个起点的初始登记,不是全部 464,670 张。来源:原论文 Fig. 4。
通话详单改变了分辨率。一次通话或短信留下时间、主叫、被叫、时长和基站。运营商在交给研究者之前会把用户标识换成匿名编号。位置是路由这次通信的基站,不是人站着的那个点。密集城区一个基站可以只覆盖几十米,乡村可以到几公里。乡村用户一天都走在同一个基站范围内时,分析里会把他看成静止。
González 等人使用某欧洲运营商的两套匿名数据:100,000 名随机用户、6 个月,每次通话或短信记一次位置;另有 206 人、一周、每两小时记一次,用来对照呼叫时间不均匀的问题。呼叫往往挤在一小段时间里,中间有很长空档,所以大样本的时间间隔并不均匀。

图 5|基站轨迹和人的真实路线差在哪里?
无字母子图。两个匿名用户在 3 个月内分别接触 22 座和 76 座基站。点是基站,灰线是近似的覆盖范围,彩色线是相邻通话之间的基站转移。这是两个人的例子,不是 10 万人的分布。来源:原论文 Fig. 5。
科特迪瓦的 Orange D4D 数据有四张表:基站之间的小时流量;50,000 名用户、两周、基站位置;500,000 名用户、一整年、次级行政区位置;5,000 名用户的通信图。年轨迹那一张把位置记成 1 到 255 号次级行政区的中心,空间更粗,时间更完整。意大利电信的挑战赛还配了米兰和特伦蒂诺的天气、新闻、推特和用电,那是另一套数据。
GPS 可以到米和秒,人数通常少得多。Rhee 等人用精度好于 3 米的记录器跟踪超过 150 人,地点包括大学校园、美国一处州博览会、迪士尼世界和纽约,每 10 秒一次,单日轨迹平均约 9 到 10 小时。微软 GeoLife 公开 182 人的 17,621 条轨迹,其中超过 90% 的人每隔 1 到 5 秒或 5 到 10 米记一次,时间跨度可达数年。这里的 90% 是这 182 人里的比例。
意大利约 2% 的私人汽车装有 GPS,大约每 2 公里以及发动机开关时传一次信号。另一项分析使用意大利一个多月里超过 150,000 辆车的记录。车载 GPS 在室内会断,也不能代表没有车的人。

图 6|车速怎样铺在城市地图上?
无字母子图。佛罗伦萨局部,2008 年 3 月的车载 GPS。红点瞬时速度不超过 30 公里/小时,黄点为 30 至 60 公里/小时,绿点不低于 60 公里/小时。点是车辆位置的汇总,不是行人。来源:原论文 Fig. 6。
推特、Foursquare、Flickr 等只有用户打开定位时才留下坐标。英国一项与普查的比较发现,打开地理标记的用户大约只占 3%,而且使用者和全体人口的人口结构不同。这 3% 是该研究里的推特用户比例。国家之间的推特旅行人数因此不能直接读成真实出入境人数。

图 7|推特上的跨国旅行,怎样和平台使用率分开?
(A)居住在某国、并前往他国的推特用户数。(B)访问该国的推特用户数。(C、D)按本国推特使用程度归一化之后的出行人数。(E)估计流入与流出的年比值,用来看一个国家更像出发地还是到达地。未归一化的柱高会把平台流行程度算进出旅行。来源:原论文 Fig. 7。
走得很远的分布,为什么罩不住每个人的活动范围?
跳跃长度 Δr 是两个记录位置之间的欧氏直线距离,不是沿路里程。钞票研究里,它是同一张账单相邻两次出现的距离;通话详单里,它是相邻两次呼叫的基站距离,中间人去过哪里并不知道;GPS 还可以要求两端都停留足够久,才算一次位移。定义不同,分布不能直接横比。
钞票的短时位移服从 P(Δr)∼Δr^−(1+β),β=0.59±0.02,而且不随登记地的人口规模改变。图 8 用的是旅行时间短于 4 天的 20,540 次位移,虚线斜率对应 β∼0.59。

图 8|钞票的短时位移有多接近一条幂律?
无字母子图。主图蓝点是 4 天内走过距离 r 的概率密度,黑虚线为 β∼0.59 的幂律。插图把起点分成大都市、中等城市和小城镇,衰减与同一指数一致。样本是 20,540 次位移,不是 464,670 张账单的全部报告。来源:原论文 Fig. 8。
手机位移被写成截断幂律:小距离和大距离都有截止,标度指数 β=0.75±0.15。它和钞票的 0.59±0.02 接近,只能说明两条分布可能共享某种机制,不能证明机制相同。带交通方式的 GPS 把方式分成步行或跑步、小汽车或公交或出租、地铁或火车、自行车。每一种方式单独看,跳跃长度更接近对数正态;所有方式合在一起,才成为截断幂律,两组数据的 β 分别是 0.55 和 0.39。等待时间则接近指数分布,因为大量短时步行把其他方式接了起来。幂律在这里是混合的结果。
超过 150,000 辆意大利汽车、一个月的记录里,行程由发动机开关界定,间隔超过 20 分钟才拆成下一次行程,以便把等红灯和加油留在同一次行程里。P(Δr) 在大约 20 公里以内是指数段,综述把这段对应城际;更远处是 β=1.53 的幂律,综述把这段对应城内。这个 β 明显高于钞票和手机。作者把它归因于数据只覆盖大约 500 公里见方、而且一个人单次驾车距离有限。城际和城内的对应关系以综述的转述为准,和其他研究里“城内更短、更像指数”的说法并不自动一致。
均方位移 MSD(t) 是 t 时刻离开起点的距离平方的平均,单位是面积。连续时间随机游走里,MSD∼t^ν,ν=2α/β,α 和 β 分别是等待时间和跳跃长度分布的指数。普通扩散的 ν=1,也就是均方位移与时间成正比。人会每天回家,交通工具又限制最远一跳,所以等待时间和跳跃长度都有指数截止、方差有限。图 9 比较的是另一套更慢的预测:高分辨率手机数据显示 MSD 比对数还慢,接近 (log log t)^2/β。

图 9|活动范围不同的人,离开起点的速度一样吗?
无字母子图。纵轴是均方位移,横轴是时间,曲线按回转半径分组,大约从 32 公里到 256 公里。灰线是连续时间随机游走的预测,橙线是更慢的 (log log t) 预测。橙线更接近人的移动。读的是曲线是否变平,不是某一小时的公里数。来源:原论文 Fig. 9。
正文还有一处把长时极限的布朗均方位移写成与 t 的 1/2 次方成正比。图 20 里,普通扩散的特征位移 X(t) 也写成与 t^1/2 成正比。若 X 是位移尺度、均方位移是它的平方,ν=1 和 X∼t^1/2 可以同时成立;直接把均方位移写成 t^1/2 则与 ν=1 冲突。后文以图中的 X(t) 和明确写出的 ν=1 来区分这两个量。
起点本身也常常不清楚。Rhee 等人把轨迹上每个点都轮流当起点再平均。大约 30 分钟以前是超扩散,30 分钟以后变成亚扩散。短时间的跳跃长度像幂律,长时间更接近高斯。30 分钟是这批 GPS 轨迹里的转折,不是所有城市的通勤时间。
回转半径 r_g 是各记录点到轨迹质心的均方根距离。它和均方位移有关,但一个绕质心,一个绕起点,两者不是同一个数。González 等人对每个用户 a、到时刻 t 为止的位置计算 r_g。P(r_g) 是截断幂律,指数 β_r=0.65±0.15。下限来自定位精度,上限主要来自研究区域的有限大小。

图 10|人群的活动半径为什么拉得很开?
无字母子图。D1、D2 是两组手机用户,回转半径在观察 6 个月后计算。实线是截断幂律。点线、虚线和点划线分别是随机游走、莱维飞行和截断莱维飞行,它们都没有跟着数据。图注没有给出两组的人数。来源:原论文 Fig. 10。
把跳跃长度除以这个人自己的 r_g 之后,不同人的条件分布落到同一条曲线上:P(Δr|r_g)∼Δr^−(1+β_c) F(Δr/r_g),β_c=0.2±0.1。F 在距离小于 r_g 时大致持平,远大于 r_g 时迅速下降。因为总的跳跃分布是条件分布对 r_g 的积分,指数应满足 β=β_c+β_r。0.2+0.65=0.85,落在手机位移指数 0.75±0.15 的范围里。综述说这大致相符,它不是一次把三个指数同时拟合出来的检验。
r_g 随时间的增长是对数,⟨r_g(t)⟩∼A+B ln t,而纯随机游走是幂。饱和来自人反复回到少数地点。

图 11|返回和访问排序,怎样把活动范围按住?
(a)按 6 个月末的 r_g 分成三组:不超过 3 公里、20 至 30 公里、大于 100 公里。彩色线是用户,灰线是随机游走和莱维飞行。用户曲线弯平,虚线对数拟合是 A+B ln t。(b)不同 r_g 的人,原始跳跃分布不同;把距离和概率都用 r_g 缩放后落到斜率约 −1.2 的幂律上,与 1+β_c=1.2 相应。(c)返回概率在大约 24 小时及其倍数上有峰,随机游走的光滑曲线没有这些峰。(d)地点按访问次数排序后,频率近似 L^−1。插图是线性坐标,前两个地点合计约占被记录时间的 40%,误差线是标准误。40% 的分母是记录时间,不是出行次数,也不是路程。来源:原论文 Fig. 11。
Song 等人后来给出不同时刻的 P(r_g)。图中的直线是眼睛引导线,指数 1+α≈1.55,不是带置信区间的正式拟合。

图 12|活动半径的分布会不会随观察时间改变形状?
无字母子图。不同时刻的 P(r_g) 画在一起,直线标出约 −1.55 的衰减,仅作引导。它支持分布有厚尾,不能单独证明尾部来自某一种决策。来源:原论文 Fig. 12。
r_g 仍分不清两种人:家和公司很远,大部分时间只在这两处,r_g 也会大;家和公司很近,但偶尔去很远的地方,r_g 也会大。k 阶回转半径只用访问最多的 k 个地点来算。若 k=2 的半径已经接近总半径,活动范围由两个最常去的地点主导,这是返回者。若 k=2 的半径远小于总半径,常去的地点挤在一起,远处还有别的簇,这是探索者。GSM 和 GPS 里都能分出这两类。k≥2 时,返回者的总半径可以用 k 阶半径近似。

图 13|返回者和探索者的差别,是地点数量还是地点距离?
无字母子图,k=2。上排是二地点返回者,下排是二地点探索者,三列的总回转半径大约为 10、50、250 公里。红点和蓝点是最重要的两个地点,灰叉是质心。半径变大时,返回者的两个主地点彼此拉开;探索者的两个主地点仍靠近,远处出现其他地点簇。来源:原论文 Fig. 13。
地点排序还有一条更简单的叙述:按基站被记录的次数给地点排名,访问概率近似 P(L)∼1/L。Schneider 等人用手机用户和出行调查构造工作日网络,家定义为凌晨 3:00 到 3:30 最常被记录的位置。手机用户只保留那些在至少 8 个 30 分钟时段里有过呼叫的日子。大约 90% 的已记录出行可以用 17 个每日网络概括。一个网络要成为模体,需要在数据中出现超过 0.5%。90% 的分母是纳入分析的出行,不是全体居民的全部活动。
起讫矩阵 T 把这种个人序列收成地区之间的人数。T_ij 是观察窗口内从 i 到 j 的人数;模型输出时,它通常是期望人数。对角线常常为 0,表示只计跨区移动;有的研究把区内不移动的人也放进对角线。从 i 出发选择 j 的比例是 p_ij=T_ij/T_i,T_i 是 i 的总流出。传统调查往往只有几百到几千户。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把普查、通话详单和推特投到同一套网格上:2 公里网格的皮尔逊相关 ρ>0.9,聚合到行政区后 ρ>0.99。ρ 是矩阵之间的相关,不是个人预测准确率。更简单、筛选更松的做法相关会更低,所以 0.99 依赖于天线合并和异常值处理。
距离翻倍,时间为什么不是翻倍?
城市内部的位移常常是 1 到 10 公里,城际大约上百公里,洲际大约上千公里。短途多用停站多的慢速方式,长途才上高速铁路或飞机。表观速度是直线距离除以全程时间,它随距离按 v∼r^β 增加,β≈0.5。等待、停车、起飞和降落在长途里所占比例下降,是这个关系的主要来源。

图 14|走得越远,为什么看起来越快?
无字母子图。主图是表观速度对出行距离,方框标出不同交通方式的距离区间。左上插图是小汽车,右下插图是飞机,虚线为幂律拟合。速度用的是直线距离除以时间,不是仪表速度。来源:原论文 Fig. 14。
小汽车和公交的平均速度还随行程时长近似线性增加,⟨v⟩=v_0+at。道路有层次:行程越长,越可能用到更快的路,于是距离大约是 v_0 t 加一项与 t^2 成正比的修正,平均速度因此随距离的平方根增加。

图 15|车速随时间增加,会一直增加下去吗?
无字母子图。蓝点是小汽车 GPS 的平均速度,红线拟合 v_0=17.9 公里/小时、a=16.7 公里/小时²。超过约 2 小时后速度饱和,因为道路层次有限。橙色虚线是布朗加速模型的平方根拟合,红线在饱和前更贴数据。来源:原论文 Fig. 15。
Zahavi 和后来的 Marchetti 提出,每人每天的出行时间预算大约一小时,速度提高之后城市就会摊大。华盛顿都会区 1968、1988、1994 年的通勤时间相对稳定,双子城 1990 到 2000 年却明显增加。美国城市的拥堵延误还随人口上升,Δτ∼P^1+δ,δ≈0.3。图 16 的拟合更精确。

图 16|城市越大,拥堵延误只是按人口比例增加吗?
无字母子图。97 个美国城市化地区,拥堵造成的总延误对人口的幂律指数为 1.270±0.067。指数大于 1,平均通勤时间会随人口上升。这与“各地都守着一小时预算”不一致。来源:原论文 Fig. 16。
另一条能量论证说,不同方式的平均出行时间与该身体活动的能耗率成反比;把每天的出行时间按能量重新标度后,步行、自行车、公交、驾车和乘车落到同一条曲线附近。分布接近 e^−αE/E_i−βE_i:太小的能量几乎不被使用,太大的能量也被压低。测量误差和一次出行混合多种方式,仍然留在这条曲线外面。

图 17|不同交通方式的出行时间,标度之后还分得开吗?
无字母子图。纵轴是对数频率,横轴是按平均能量标度后的每日出行能量。步行、自行车、公交、驾车和乘车的点靠近同一条拟合曲线。短途是正文注明的例外。来源:原论文 Fig. 17。
多种方式叠在一起时,衔接本身要花时间。英国的粗略估计是,大约 23% 的出行时间用在方式之间的连接上。分母是出行时间。除伦敦外,短途里等车时间长于乘车时间,等待主要发生在公交层内部。行程变长后,层与层之间的等待和步行才重要。

图 18|同样长的路程,时间花在车上还是花在换乘上?
(a)伦敦,(b)曼彻斯特,(c)爱丁堡:总出行时间随行程长度的构成,颜色区分步行、层内等待、层间等待、地铁或铁路乘车和公交乘车。(d)英国若干城市的主导区间。红:以公交为主且等待长于乘车,伦敦没有这一段;绿:乘车长于等待,距离仍主要在公交;蓝:乘车长于等待,距离主要在地铁和铁路。来源:原论文 Fig. 18。
理想最快路径假设公交和铁路时刻完美衔接。遵守时刻表的路径更慢。两者之差写成 δ=τ_t/τ_m−1。英国城市的 δ 先升后降,并落到 δ≈δ_min+(δ_max−δ_min)/ℓ^ν,ν≈0.5。

图 19|换乘造成的额外时间,会不会随路程变长而变小?
无字母子图。纵轴是同步低效 δ,横轴是路径长度。英国多个城市落在同一条先升后降的曲线上。塌缩说明等待和步行沿路径累积,不能当成每个城市各有一套无关的延误。来源:原论文 Fig. 19。
单位时间的停靠次数 Ω 越大,方式之间越好衔接。平均低效与 Ω 的关系大约是 Ω 的 −0.3±0.1 次方。低效要减半,Ω 大约要提高到 10 倍,也就是这趟行程几乎得变成单一方式。0.3 的指数很小,所以加停站并不能按比例买回时间。
随机游走要加上返回,才开始像一个人
个人模型从随机游走出发,是因为目的地有一部分看起来不可预测。连续时间随机游走用等待时间指数 α 和跳跃指数 β 划分超扩散、普通扩散和亚扩散。图 20 的横轴是空间指数 β,纵轴是时间指数 α。普通扩散要求空间矩和时间矩都存在,特征位移 X(t)∼t^1/2。莱维稳定过程的空间矩发散,位移可以按 t^1/β 增长。分数布朗运动保留空间矩,但时间上有记忆。中间还有随参数摇摆的过程。这张图是渐近分类,不是某座城市的拟合。

图 20|等待时间和跳跃长度怎样决定扩散类型?
无字母子图。横轴 β 是跳跃长度指数,纵轴 α 是等待时间指数。右侧绿区是普通扩散,上侧红区是莱维过程,蓝区是分数布朗运动,中间是参数两侧行为不同的过程。图中的 X(t) 是特征位移。来源:原论文 Fig. 20。
纯随机游走访问过的不同地点数 S(t)∼t^μ。莱维飞行的 μ=1,连续时间随机游走的 μ=α。通话数据里跳跃指数被记为 α=0.8,地点数的增长指数却测得 μ=0.6±0.02,比随机游走预测慢。这里的 α 是这一节对跳跃的记法,和前面等待时间的 α 不是同一个符号。访问频率还服从 f_k∼k^−ζ,随机游走在长时间后会把各地点访问得差不多,数据不是这样。
Song 等人因此加上两步。去一个没去过的地点的概率是 P_new=ρ S^−γ,返回已去地点的概率是它的补数。返回时,选中地点 i 的概率正比于它以前被访问的频率。参数限制为 0<ρ<1、γ≥0。地点数因而按 N^1/(1+γ) 增长,比连续时间随机游走慢。当 ζ=1+γ 大于 1,均方位移会饱和。测得的 ζ=1.2±0.1,对应长时饱和:移动越来越被最常去的地点支配。

图 21|探索和优先返回各自由什么决定?
无字母子图。左图已有 S=4 个地点,圆的大小表示访问频率。经过一次从厚尾分布抽出的等待之后,上支以 P_new=ρ S^−γ 去一个新地点,距离来自跳跃分布;下支以补概率回到旧地点,选中概率正比于访问频率。来源:原论文 Fig. 21。
只按累计次数返回,会让先发现的地点永远占优,人就很难改变常去的地方。近期性模型把返回再拆开:以概率 α 按访问频率排名,以概率 1−α 按最近访问排名。α=1 时退回优先返回。两组数据使用的是 α=0.1、ν=1.6,γ=0.6 沿用 Song 等人的值。α=0.1 表示返回时只有一成按老频率,九成按最近去过的地方。

图 22|只记得去过几次,为什么解释不了最近去过哪里?
(a)优先返回产生的返回排名与经验模式相近。(b)回到最近访问地点的概率。(c)频率排名在打开近期性之后仍近似幂律。(d)近期排名:优先返回给不出数据里的幂律,近期性模型可以。频率拟合好,并不自动保证近期排名也拟合好。来源:原论文 Fig. 22。
社会关系提供另一条返回理由。距离越近,在线友谊越可能出现,这在调查、社交网络和手机里都有报告。把熟人的历史移动加进预测后,综述转述准确度大约提高一到两个数量级;这一节没有给出该比较的样本量和基线,所以它是文献中的观察,不是这篇综述自己的新实验。Flickr 上,两人在同一时间阈值内共同到过的不同地点越多,成为好友的概率越高;区域越小、时间窗越短,这个概率越高。这是共现与连边的相关,不能从共现推出某个人的身份。
Grabowicz 的模型让行动者以概率 p_v 去找朋友,否则做一次类似莱维飞行的跳跃,目的地还要按人口密度选取,以免跳进水体。到达后,以概率 p 在附近建立新的社会连边,以概率 p_c 与随机的人建立连边。跳跃分布和近处连边概率可以用其他测量标定,剩下的自由参数是 p_v 和 p_c。它们被调到能同时接近 Twitter、Gowalla 和 Brightkite 的拓扑与地理误差。模型能再现度分布、连边随距离的变化、互惠、三角形密度和三角形顶点的距离差。能配上这些网络统计,说明社会访问这一项难以省掉,并不说明人真的以这两个概率做决定。

图 23|移动和交友怎样写进同一步?
无字母子图。红色是行动者自己的位置和网络更新,蓝色是已有联系人。先以 p_v 访问朋友,或以补概率做远跳;再以 p 在新位置附近连边,或以 p_c 随机连边。来源:原论文 Fig. 23。
更短的日内尺度上,社交网络可以暂时当成不变。此时除了优先返回,还有一项社会压力:以概率 α 随机选一个联系人,按双方到访地点的相似程度加权,然后从对方去过的地点里选下一个地点。加上这一项之后,回访曲线比没有社会压力的模型更接近通话数据。
附录用模拟轨迹说明这些机制的差别。普通随机游走步数从 5,000 增到 25,000,云团变大,但没有稳定的家。莱维飞行在 β=0.6、步长至少为 1 时,同样步数会甩出更远的点。优先返回把大多数访问堆在起点附近,颜色越深表示去得越多;近期性模型允许只去过一两次的地点再次被选中,访问更均匀,远处会出现好几团。

图 A.46|普通随机游走会不会自己形成活动范围?
(a)5,000 步。(b)25,000 步。步数增加只把轨迹铺开,没有回到少数地点的机制。来源:原论文 Fig. A.46。

图 A.47|莱维飞行的远跳长什么样?
(a)5,000 步。(b)25,000 步。β=0.6,步长不小于 1。少数长跳把轨迹拉出主团,仍不是优先返回。来源:原论文 Fig. A.47。

图 A.48|优先返回和近期返回,留下的地点图为什么不同?
上方是按近期排名抽取旧地点的算法示意。(a)个体移动模型:访问集中在起点附近,深色点占优势。(b)近期性模型:访问更分散,远离起点处有多个簇。颜色深浅是模拟中的访问次数,不是实测人口。来源:原论文 Fig. A.48。
人流该跟着距离衰减,还是跟着沿途机会衰减?
群体模型估计的是地区之间的平均人数,通勤常按天,迁移常按年。目标是整张起讫矩阵,不是下一个人去哪。两条传统路线对应图 24:按距离搜索,或按路网费用搜索。边上的流量是所有最短费用路径经过这条边的贡献之和。

图 24|距离和沿途机会,在地图上差在哪里?
(a)辐射模型按距离向外搜索。(b)基于费用的版本按路网费用搜索,费用在空间上不均匀。(c)边 (i,j) 上的流量是所有最便宜路径经过它的流之和。示意图说明变量选什么,不提供某一国家的拟合误差。来源:原论文 Fig. 24。
Zipf 的形式是 T_ij 正比于 P_i P_j 除以距离。更一般地,T_ij=K m_i m_j f(r_ij)。质量 m 通常是人口的幂,也可以换成人均产出之类。阻力 f 常用幂律、指数,或两者相乘:距离的负幂再乘一个指数衰减。通勤的指数与空间单元的尺度明显有关。无约束模型只用总流量校准;若每个起点的流出 O_i 已知,就用它把目的地权重归一化,成为单约束;若终点的流入也固定,就得到双约束,两个归一化系数要迭代着求。威尔逊用熵最大化给双约束一个理由:在流出、流入和总费用都对上的那些矩阵里,出现方式最多的那张近似于 T_ij 正比于 O_i D_j e^−βC_ij。费用若取距离的对数,指数衰减就变成幂律衰减。β 仍然要靠数据标定。
图 25 把这个 β 对空间单元的平均面积 ⟨S⟩ 画出来。指数衰减时 β=0.3⟨S⟩^−0.17,单元越大 β 越小;幂律衰减时 β=1.4⟨S⟩^0.11,单元越大 β 越大。两条拟合方向相反。因此不能说“格子越大,距离就越不重要”,必须先说明用的是哪一种阻力函数。施奈德介入机会模型的 γ=3.02×10^−6 ⟨S⟩^−0.03,几乎不随面积变,但小面积上的点散得很开。扩展辐射模型的 α=0.02⟨S⟩^0.58,随面积上升。四种点的图例是 UM、PCM、ACM、DCM,与后文无约束、固定流出、固定流入、双向固定是同一组比较里的四档。

图 25|距离指数是行为常数,还是格子大小的函数?
(a)指数距离衰减的归一化引力模型,β 随平均单元面积下降。(b)幂律距离衰减,β 随面积上升。(c)施奈德介入机会模型,γ 的拟合几乎水平,散点在小面积处跨多个数量级。(d)扩展辐射模型的 α 随面积上升。横轴单位是平方公里。来源:原论文 Fig. 25。
使用引力模型的实际步骤是:先按手头有没有流出和流入,选无约束、单约束或双约束;再选定人口、产出和距离怎么进公式;最后用误差或似然来标定。参数能标定,也意味着数据缺一块时结果会跟着动。综述同时提醒,引力模型是粗近似,许多情况下离观测仍远。
辐射模型把目的地选择写成两步。每个机会有一个从分布 p(z) 抽出的吸引力;人从家里向外,接受第一个比自家门槛更好、又最近的机会。平均流量不依赖于 p(z) 的具体形状:
T_ij = O_i × 1/(1−m_i/M) × (m_i m_j) / [(m_i+s_ij)(m_i+m_j+s_ij)]。
O_i 是 i 的出发人次,m_i、m_j 是起点和终点的机会数,s_ij 是以 i 为圆心、半径到 j、但不含两端的圆里的机会数,M 是全部机会。有限区域里,1/(1−m_i/M) 用来把概率归一化。原始模型用人口近似机会数。它的优点是没有距离参数要拟合;缺点是换空间尺度后不够稳。后来的扩展版本加进参数 α,用来调节沿途机会的作用,α 仍要按机会在空间上均匀与否来估计。
图 26 用两对县说明沿途机会为什么能把距离相同的流分开。犹他的戴维斯县到华盛顿县,阿拉巴马的麦迪逊县到休斯敦县:起点人口 m 为 90,000 和 89,000,终点人口 n 为 240,000 和 280,000,距离 r 为 447 和 410。表内没有给 r 写单位。圆内人口 s 分别为 2×10^6 和 2×10^7,阿拉巴马大约是犹他的 10 倍。观测通勤者是 44 和 6。引力模型两对都预测 1。辐射模型预测 66 和 2。辐射模型分出了哪一对更大,但 66 不是 44,2 也不是 6。这是两对县,不是全国误差。

图 26|人口和距离都相近时,为什么人流还可以差很多?
(a)犹他与阿拉巴马两对县。右上表是通勤者人数:数据 44 对 6,引力都是 1,辐射是 66 对 2。左下表是 m、n、r、s。(b、c)求职示意:人比较各县最好的机会,接受比家乡更好且最近的一处。数字是示意的机会吸引力,不是那两对县的真实职位数。来源:原论文 Fig. 26。
最近机会模型把工作地点看成均匀分布,每个人有一个容忍阈值,从家向外扩大半径,直到遇见第一个足够好的工作。通勤距离分布可以写成 P(r)=2ρπr / (1+ρπr²)^2,ρ 是工作密度,而且在常见条件下不依赖吸引力的具体分布。一个参数就用来拟合多年的通勤距离。

图 27|只保留最近的足够好机会,距离分布还像数据吗?
(a)家、半径 r 和 r+dr 环带上的机会,直到选中最外一处。(b)英国,(c)美国,(d)丹麦。浅蓝是各年数据,深蓝是年平均,红线是单参数模型。综述说它再现了分布的一些特征;红线没有逐年重合。来源:原论文 Fig. 27。
比较必须使用同样的空间范围和同样的信息量。共同通勤者比例
CPC = Σ min(T^m_ij, T^e_ij) / T,
T 是数据中的通勤者总数。分子是每一对地点上模型与数据的较小值之和。某一对只有数据有流、模型为 0,这对对分子贡献 0。CPC 为 1 表示流量完全重合,为 0 表示没有重叠。共同连边比例 CPL 另看两边都为正的连边占全部正连边的比例,用来比较网络骨架,而不是人数。
比较覆盖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国、意大利、墨西哥、西班牙、美国,以及伦敦和巴黎。模型包括指数或幂律的引力、施奈德模型、原始辐射和扩展辐射,并分成无约束、只固定流出、只固定流入、双向固定四档。在这批普查通勤上,引力模型的 CPC 略高于其他模型。综述写明,换一批数据,排序可能改变。

图 28|在同一批通勤数据上,哪种模型重叠更多?
四块都没有子图字母,分别是无约束、生产约束、吸引约束和双向约束。横轴是共同通勤者比例,纵轴是国家或城市。颜色区分指数引力、幂律引力、施奈德、扩展辐射和原始辐射。引力点整体更靠右,但没有任何一档达到 1。来源:原论文 Fig. 28。
方式本身还可以分成层。伦敦的公交、地铁和铁路可以画成多层网络,这一例里公交层被使用得最多。图注说的是“最常用”,没有给出客流量数字。车站可以按相邻停靠相连,也可以按同一条线路上的任意两站相连,两种网络回答的问题不同。

图 29|一座城市的公共交通为什么要分成层?
无字母子图。伦敦都会区的公交、地铁和铁路分开画。这一例中公交层最密。层是网络表示,不是当天的客流普查。来源:原论文 Fig. 29。
换到步行、航班、港口和屏幕上,同一条曲线还在吗?
步行是米和秒的尺度。社会力模型把行人受目的地吸引、与他人排斥和一点随机扰动写在一起,用来再现走廊里对向人流分成条带、以及窄门处的间歇堵塞。图 30 是人群离开窄门的模拟:一个构型,以及离开时刻、总疏散时间和平均人流如何随期望速度变化。这是模拟输出。后来的元胞自动机用格子换速度,曾模拟到 10^5 人,计算时间随人数线性增加,代价是格子内部的细节没有了。

图 30|窄门前的人群,期望走得更快就会更快离开吗?
(a)一种典型构型。(b)离开时刻随期望速度 v_0 的序列。(c)总疏散时间对 v_0。(d)平均人流对 v_0。四块都来自模拟,不是一次真实疏散的计时。来源:原论文 Fig. 30。
2006 年朝觐中的高密度录像显示,个体轨迹会从层流、停走交替变成不规则的湍流。原始社会力模型给不出这个湍流段,后来的修正才同时给出层流和湍流。图 31 是该事件的分析:三种轨迹、湍流段的速度、压力随时间的变化、速度增量的分布、相邻停顿之间的位移,以及结构函数。它说明高密度下的运动状态会改变,不能把低密度实验的速度直接用到这种人群上。

图 31|高密度人群里,平稳流动会怎样变成不规则运动?
(a)层流、停走和湍流三类轨迹的位置。(b)湍流段的速度分量。(c)压力随时间变化,标出湍流开始和事件开始。(d)层流与湍流的速度增量分布不同。(e)相邻停顿之间的位移频率。(f)湍流段的结构函数。这是一次事件的观测分析,不是低密度下的平均速度。来源:原论文 Fig. 31。
可控实验则把速度对密度、以及通过出口的流量画成基本图。自由流、低密度时人接近某个舒适速度;密度升高后速度下降,直到几乎走不动,出口流量也会下降。印度不同周长的环形实验,与德国学生和士兵的实验,形状相似,数值不同。个人空间的文化差异、丁字路口、开敞或封闭空间、双向流,都会改变具体曲线。

图 32|人走得有多快,怎样随周围密度变化?
无字母子图。左:印度、不同环路长度。右:德国,学生与士兵两组。纵轴是速度,横轴是密度。两边都是密度升高则速度下降,数值并不重合。来源:原论文 Fig. 32。
航空在尺度的另一端。机场是点,有直飞就连一条边。早期研究常常去掉方向和时间。全世界机场网络的度、客流和介数都是厚尾。度最高的 25 座城市,和介数最高的 25 座城市,不是同一张名单:连接多不等于处在更多路径的瓶颈上。一条航线的平均乘客数与两端机场流量的乘积有关,指数 θ≈1/2。网络可以分成内部流量较完整的模块,但缩小到美国、再按季节看,这种划分并不稳定。

图 33|航班很多的城市,就是网络上最关键的城市吗?
(a)全世界机场网络中,度 k 与介数的关系,大部分机场挤在原点附近。(b)连接数最高的 25 座城市。(c)介数最高的 25 座城市。两张地图的红点分布不同。来源:原论文 Fig. 33。
延误可以沿着转机树传下去。图 34 是一棵延误树的示意:边上的数字是分钟,每一层有自己的分叉数。它说明延误有代际,不是某个机场的平均准点率。

图 34|机场延误怎样传到下一班?
无字母子图。节点是机场,边权是延误分钟,树分成若干层,ρ 是下一层的分叉数。这是结构示意。来源:原论文 Fig. 34。
拥堵机场在图 35 里的定义是:某一小时内,离港航班的平均延误超过 29 分钟。拥堵簇是这些机场里、当天有直飞相连的最大连通块。完整模型在 3 月 12 日的日间峰值上更接近观测;只保留飞机轮转、航线连接或机场拥堵中的一项时,簇的规模整体偏低。4 月 19 日的小图里,数据和模型并不处处重合。因素都放上,仍然不是每一天都被解释。

图 35|航班网络上的拥堵簇,缺了哪一项就对不上?
(A)完整模型。(B)只有飞机轮转。(C)只有连接。(D)只有机场拥堵。粉红点是数据,绿点是模型。每块右侧小图是 4 月 19 日。比较的是拥堵簇大小,不是单班飞机的延误原因。来源:原论文 Fig. 35。
海运把港口当节点,有船驶过就连边,边的颜色表示运量,形状按大圆距离绘制。少数港口承担大部分全球运量。新加坡、安特卫普、Bushan 和鹿特丹在流量和负载上同时靠前。连通性与流量的关系也呈幂律,指数是 1.46±0.1,高于航空网络的大约 1/2。引力模型能再现一部分海运流,限制也很明显。船还可以按集装箱、油轮等分成多层。

图 36|全球港口是均匀连在一起的吗?
(a)港口为点,航线按运量着色,并按大圆距离弯曲。(b)介数最高的 50 个港口,并列出前 20。少数港口处在大量路径上。来源:原论文 Fig. 36。
城市内部把上面几种尺度叠在一起。签到和社交应用更常被城市居民、受教育程度较高、年轻和中年就业者使用,所以不能当成全体市民。拥堵还让碳排放随人口超线性增长;综述把这件事和人口标度文献放在一起,没有把图 16 的 1.270 直接说成碳排放的指数。
公交卡还能看见熟悉的陌生人:反复在同一空间同时出现、但彼此并不相识的人。图 37 给出这种接触的网络、两次相遇的时间间隔、间隔的联合分布,以及群体的相遇间隔。这是共现时间的统计。

图 37|反复遇见却不认识的人,接触时间有什么规律?
(a)一种典型接触网络。(b)两次相遇的时间间隔分布。(c)间隔的联合概率。(d)群体相遇的时间分布。对象是临时共处的人,不是已经确认的社交关系。来源:原论文 Fig. 37。
纽约和洛杉矶的通话记录覆盖连续 62 天。每人的日均活动范围,是每天最远两点距离再对天数平均;最大日活动范围,是这些每日最大值里的最大者。洛杉矶居民整体上通勤更远,曼哈顿也有人比洛杉矶的对照更远,居住社区会改变平均通勤距离。

图 38|洛杉矶和纽约的每日活动范围,哪个城市更远?
无字母子图。箱线比较两个城市的每日移动范围。箱线没有在图注里给出单个平均数;正文的结论是洛杉矶整体更远,同时曼哈顿内部和社区之间仍有差别。来源:原论文 Fig. 38。
热点数目随城市人口增加,但两种热点门槛给出的指数不同。图上平均门槛的拟合是 H∼P^0.62,决定系数 r²=0.68;LouBar 门槛是 H∼P^0.54,r²=0.81。横轴大约从 20 万到 500 万人口。r² 是这条拟合线的决定系数,不是居民样本的相关。人口翻倍并不会使热点翻倍,因为两个指数都小于 1。

图 39|城市越大,热点是不是按人口同比变多?
无字母子图。蓝点是一种平均门槛,红点是 LouBar 门槛。两条幂律指数分别约为 0.62 和 0.54。换门槛,指数和贴合程度都变。来源:原论文 Fig. 39。
34 个城市的 Foursquare GPS 显示,城市内部的位移用幂律拟合并不合适,更接近指数分布 P(Δr)∝exp(−Δr/r_0)。相应的个人模型不直接用距离,而用目的地在起点周围的距离排名:比目标更近的地点越多,选中目标的概率越低。这是辐射模型在城市内部的对应物。跨研究汇总后,位移分布大多能写成带截断的幂律;κ=0 时没有大距离截断,β=0 时退化为指数。参数在不同论文里差得很远,综述认为还没有一个模型同时再现这些形式和一组稳定的程式化事实。
综述把接触性疾病的传播列为移动模型的应用:新的输入常常沿航空网到达,城市内部的通勤网则承担短距离联系。长距离联系和短距离流动的作用因此不同。图 42 比较的是这两张交通网本身,以及在缺少短途数据时用引力模型去补。

图 42|航空网和通勤网,能当成同一张流量图吗?
(A)美国局部的航空联系。(B)同一地区的通勤联系。颜色表示边权。(C、D)通勤数据与引力模型之比随距离的变化。(E、F)这个比值随起点人口、终点人口的变化。箱线是一批地点对的分布。航空网稀疏而长,通勤网短而密;比值围绕参照线波动,不等于每一对地点都被引力模型说中。来源:原论文 Fig. 42。
虚拟空间被分成两类。游戏里的地点之间有距离,移动要花时间;网页和界面没有这种几何距离。Pardus 游戏里的均方位移呈亚扩散,指数 ν=0.26;按离散步数计的返回概率近似幂律,指数约 1.3,并带指数截止。这与身体移动同属很慢的扩散,游戏规则本身可以制造返回,所以相似不是同一机制的证明。

图 43|游戏里的移动也有返回吗?
无字母子图。主图是 Pardus 的均方位移,综述给出的亚扩散指数为 ν=0.26。插图是返回概率对离散步数,幂律指数约 1.3。两者都是游戏内的统计。来源:原论文 Fig. 43。
魔兽世界与真实 GPS 的跳跃长度、等待时间都被综述描述为可用对数正态近似。图上同时画了指数、对数正态、威布尔和正态,所以读者能看到不只试了一条曲线。

图 44|游戏和 GPS 的跳跃、等待,是同一种分布吗?
上排是跳跃长度,下排是等待时间;左为魔兽世界,右为 GPS。点是数据,曲线分别为指数、对数正态、威布尔和正态。纵轴是互补累积分布。对数正态被综述用来概括两边,其他曲线用来对照。来源:原论文 Fig. 44。
20,000 名手机用户的通话位置和上网行为放在一起时,线上与线下的访问频率都接近拉伸指数。手机上网记录会过度代表查事实、搜集信息和通信。另有 582 名用户的完整浏览记录,其中返回型与探索型的分布和身体移动里的划分很相似。虚拟活动在演化尺度上很新,类比到此为止。

图 45|上网和真实出行的访问频率,尾巴一样厚吗?
(a)在线空间。(b)身体移动空间。两边都是访问频率分布,综述将它们概括为拉伸指数。样本来自与 20,000 名手机用户相关的比较,不是 582 人的浏览样本。来源:原论文 Fig. 45。
这些结论能说到哪一步
这篇综述把许多研究的图放进同一套语言,图中的数字属于它所引用的那些数据和模型。钞票轨迹是多人接力;基站位置会把乡村里的移动看成静止;推特地理标记大约只覆盖 3% 的用户。因此一条幂律可以来自混合交通方式,也可以来自单一种方式,必须看清样本和定义。
模型输出不是观测。优先返回和近期性解释了地点数增长变慢、频率排名和近期排名,参数是标定的。引力模型的 β 随格子面积和函数形式改变,图 25 的两个方向不能合成一句“距离衰减有多强”。辐射模型在两对县上显示出中间机会的作用,66 对 44、2 对 6 仍然是误差。CPC 略偏向引力模型,只针对那一批普查通勤,而且四档约束使用的信息量不同。
返回者和探索者、17 个模体、一小时时间预算,都有反例或限定:模体只覆盖纳入的工作日出行;华盛顿的通勤时间稳定,双子城不稳定;97 个城市化地区的拥堵延误指数大于 1。相关、拟合和模拟都没有单独证明人为什么返回。综述自己把这个问题留在认知上:返回常去的地方或最近去过的地方,究竟是记得住,还是一种可以习得的策略。自动驾驶会怎样改这些习惯,也是它列出的未回答问题。
一句话总结
个人移动的稳定部分来自反复回到少数地点,城市之间的人流则取决于距离函数和沿途机会在当前尺度上谁更起作用;两类模型都能解释一批数据,换数据、换格子或换交通方式之后,就不能当成同一条定律。
核心来源
- HAL 存档与推荐引文,封面给出 Physics Reports 2018,734:1–74,以及 DOI 10.1016/j.physrep.2018.01.001。
- 同一 PDF 的论文首页标为 arXiv:1710.00004v1,预印本提交日期 2017 年 10 月 3 日。文中各图都出自这份稿,多数转引自综述所引的原始研究。
- 附录 A 含建模框架和算法,已随该 PDF 给出。
作者介绍
下列机构以这篇稿件的署名和致谢为准。
- Hugo Barbosa-Filho:第一作者。署名单位为罗切斯特大学物理与天文系及 Goergen 数据科学研究所;联系邮箱使用佛罗里达理工学院域名。综述讨论的近期性模型来自 Barbosa 等人的工作。
- Marc Barthelemy: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理论物理研究所,以及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数学研究中心。综述在需要解释移动时引用他关于空间网络的综述和关于城市结构的著作。
- Gourab Ghoshal:罗切斯特大学,两位通讯作者之一。
- Charlotte R. James:布里斯托大学工程数学系。
- Maxime Lenormand:法国 Irstea,UMR TETIS,蒙彼利埃。综述用来比较普查、手机和推特起讫矩阵的马德里、巴塞罗那研究,参考文献署名为 Lenormand 等人。
- Thomas Louail:法国国家科研中心,Géographie-cités,巴黎。
- Ronaldo Menezes:佛罗里达理工学院 BioComplex 实验室,两位通讯作者之一。
- José J. Ramasco:西班牙跨学科物理与复杂系统研究所 IFISC(CSIC-UIB),帕尔马。致谢写明他获得西班牙经济、工业与竞争力部、欧洲区域发展基金以及欧盟 BigData4ATM 项目的资助。
- Filippo Simini:布里斯托大学工程数学系。辐射模型一节讨论的 Nature 论文以 Simini 为第一作者。致谢写明他获得英国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的资助。
- Marcello Tomasini:佛罗里达理工学院 BioComplex 实验室。
延伸思考
以下是 AI 基于论文结果所作的延伸,不属于原论文结论。
若一座城市只公布一个引力模型的距离指数,这个数字还缺少两件对照:空间单元的平均面积,以及阻力用的是指数还是幂律。图 25 里,面积增大使一种 β 下降、另一种 β 上升。把同一批通勤先按小区、再按区县各拟合一次,看指数的变化方向是否和所声称的函数形式一致,比把两个城市的 β 直接比大小更接近这篇综述已经展示的尺度依赖。
另一个可以单独检验的划分是返回者和探索者。只含家和公司的通勤模型,误差应集中在那些两个最常去地点解释不了总回转半径的人身上。如果误差在两组里差不多,17 个日常模体所暗示的规律就还没有进入这张起讫矩阵。40% 的时间落在两个地点,分母是被记录的时间;减少长途出行可能几乎不改变这个比例,因为长途在时间里的份额本来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