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得远的人,也可能总在回到同几个地方
论文名片|Yuan Liao、Sonia Yeh、Gustavo S. Jeuken,From individual to collective behaviours: exploring population heterogeneity of human mobility based on social media data,EPJ Data Science,2019,8:34。DOI。
想象两个人都经常跨国出行。一位在几个熟悉的城市之间往返,另一位每次都去不同地方。若只比较移动距离,两人可能十分相似;若要判断活动范围怎样扩大、少数地点占据多少日常生活,两人的差别就会显现。
这篇论文把这样的区别放进长期地理标记推文中:既考察活动的地理跨度,也考察地点之间的连接和反复访问。结果得到四种行为分组,显示一个平均人的移动规律可能混合了不同的空间活动方式。
先说结论
- 地理跨度与地点重复访问需要分开看。在这份活跃 Twitter 用户样本中,两组地理类别与两组网络类别交叉,形成局部返回者、局部探索者、全球返回者和全球探索者。
- 局部探索者占样本的 78.0%,全球返回者只有 0.3%。这些是经过筛选的社交媒体用户比例,不能当作瑞典人口比例。
- 随机删掉一半地理标记后,约四分之一用户改变分组。分类保留了部分总体结构,同时对观测稀疏程度仍然敏感。
- 推文与出行调查的国内距离分布有相近部分,但长距离、跨境出行和居住地覆盖存在偏差;分布近似不等于每个人的实际行程都被完整记录。
为什么既需要长期记录,也需要出行调查?
只收集瑞典境内的位置,容易漏掉一个人离境后的活动。只调查一天,又很难知道这一天属于其长期生活中的什么阶段。研究因此从个人历史推文入手,在获取历史时间线时不再施加地理边界,再用出行调查检查汇总结果。
最初的候选人为 2015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6 年 6 月 20 日瑞典范围内地理标记最活跃的 5,000 个非商业 Twitter 用户。研究获取他们的历史时间线,每人受接口最多 3,200 条推文限制。这里的“不设地理边界”是历史记录提取方式,并不意味着最初抽样与瑞典无关。
筛选要求记录跨度超过一年、平均每天地理标记推文超过 0.1 条或总数超过 50 条,且最常出现地点位于瑞典。方法部分报告最终 2,926 名用户、652,945 条地理标记推文,平均覆盖约 3.6 年。论文摘要和部分前文另写 2,933 人;此处采用明确说明筛选结果的方法口径,不把两种人数混为同一精确样本数。接口上限还意味着发推更多的人,历史覆盖时间可能更短。
对照来自瑞典全国出行调查的 2011—2014 年数据,包括 31,457 份一天出行日记,以及长期调查部分的 9,024 次长距离或国际行程。两种来源并非同一批人、同一时期的逐人配对记录,因此可以比较总体分布,不能据此计算每条 Twitter 轨迹的恢复准确率。

图 1|怎样把个人差异与群体移动联系起来?
原图没有面板字母。上方绿色区域从个人轨迹提取特征、分类并做删点检验;下方粉色区域将分组后的行程汇总,比较距离、时间与回转半径变化。调查数据通过虚线提供对照,而非为每位用户提供完整真实轨迹。来源:原论文 Fig. 1。
这里的一次移动,是同一用户两条连续地理标记推文之间的位移,要求距离超过 10 米、时间间隔超过 10 分钟。距离采用两点之间的地理距离,不是沿真实交通路线累计的里程。两条推文间的等待时间,也不等于在某地停留了多久:用户可能已完成多次活动,只是没有发推。
在分类之前,先看数据把谁、把什么记录得更多
推文显示的活动联系确实延伸到瑞典之外。但有跨国联系,并不自动保证日常出行都被同样充分地观察。

图 2|地理标记捕捉到了哪些活动?
(A)全球起讫联系图显示跨国活动;(B)瑞典范围内的联系更细密,地图展示时用空间聚类合并邻近点;线连接记录之间的位置,不代表真实交通路线。
(C)一周内发推时段的热度不同,暖色表示更多记录。(D)不同地点数占记录数的比例在用户间差别较大;横轴接近 1 表示位置重复较少,不能解释成记录完整度接近 100%。
(E)推断的家与工作地点分为上下两幅,比较工作日、周末的小时分布;蓝色来自 Twitter,黑色为调查对应活动。部分时段形状相似,也有明显差别。家与工作是根据高频地点和时间模式推断,并非逐人核实的地址。来源:原论文 Fig. 2。
居住地覆盖还能检验另一类偏差:就算每位用户都被记录得很好,样本本身也可能聚集在少数地区。

图 3|样本的居住地构成接近总体吗?
(A)各郡 Twitter 推断居住地占比减去人口普查占比;(B)改为减去出行调查占比。红色表示 Twitter 样本占比更高,蓝色更低,读数是占比差。斯德哥尔摩在两种对照中均偏高;相较调查,马尔默所在地区也偏高,哥德堡所在的西约塔兰偏低。调查自身有抽样设计,两个对照回答的是不同的覆盖问题。来源:原论文 Fig. 3。
这些结果分别触及人口偏差和行为记录偏差。前者问谁进入样本,后者问进入样本后哪些活动更容易被发到平台上。增加同一批活跃用户的记录数,不能自动消除前一种偏差。
同样的长距离,为什么还要区分返回与探索?
论文用两组特征描述每位用户。地理特征包括回转半径、对数距离的离散程度和平均对数距离:它们分别描述地点整体的空间散布、移动距离有多不均匀,以及典型距离尺度。对数距离指标不是未经变换的平均公里数。
网络特征把访问地点作为节点,将轨迹中相邻访问连起来,再描述地点的访问频次、局部聚集程度,以及最常访问地点占全部访问的比例。论文中的部分“度”与访问频次相关,不能直接理解为一个地点连接多少个不同邻居。
两个特征组分别进行层次聚类:先将特征缩放到可比较范围,再用平方欧氏距离与 Ward 方法合并用户。地理维度区分局部与全球,网络维度区分返回与探索;二者交叉形成四组。轮廓系数超过 0.5,支持这组数据内部存在一定分离,但没有外部真实标签来证明世界上恰好只有四种人。

图 4|两条分类轴分别根据什么形成?
(A)上下树状图分别使用地理特征与网络特征,纵轴为合并距离,分割产生各自两类。(B)上排比较全球、局部和全部用户的地理特征,下排比较探索者、返回者和全部用户的网络特征;二维密度与边缘分布展示类别位置与重叠。边缘曲线高度还考虑各类人数,不能把更高曲线直接当成该组更稳定。来源:原论文 Fig. 4。
表 2 给出六个指标的操作定义,表 3 汇总四组。为了让“返回”具有可比较含义,可以看最常访问地点的记录占比:局部返回者为 0.38,全球返回者为 0.41;两个探索组分别为 0.21 和 0.22。返回者并不一定不去新地点,而是记录更集中于反复访问的地方。
| 组别 | 用户占比 | 两端均在瑞典的移动 | 跨瑞典边界的移动 | 两端均在瑞典外的移动 |
|---|---|---|---|---|
| 局部返回者 | 14.4% | 81.3% | 7.0% | 11.7% |
| 局部探索者 | 78.0% | 88.4% | 5.0% | 6.6% |
| 全球返回者 | 0.3% | 45.9% | 10.0% | 44.1% |
| 全球探索者 | 7.3% | 39.6% | 12.1% | 48.3% |
表中用户占比的分母是筛选后的用户,后三列的分母分别是各组记录到的移动。全球组大量记录发生在瑞典之外,说明跟踪个人境外历史有助于避免仅用境内片段描述他们。不过,全球返回者仅占 0.3%,小组均值容易受少数人影响,不能把它与大组视为同等可靠。

图 5|四种类别在个人网络上是什么样子?
原图没有字母,四幅依次为左上局部返回者、右上局部探索者、左下全球返回者、右下全球探索者。节点表示地点,节点越大表示访问越频繁;返回者更容易围绕显著中心形成网络,探索者更分散或呈链状。每幅只是一位代表用户,节点采用网络布局,位置和线长不表示真实经纬度或移动距离。来源:原论文 Fig. 5。
返回与探索两类的发推频率也有差异:局部返回者平均每天 0.55 条地理标记,局部探索者为 0.28;全球返回者为 1.57,全球探索者为 0.29。这既可能伴随行为区别,也提示测量过程可能参与塑造类别。组间总体检验显著,不意味着每一对类别的每个指标都显著不同;例如两种返回组之间的返回率与发推频率差别并未达到显著。

图 6|不同组别是否在不同地区更常出现?
四幅从左至右分别为局部返回者、局部探索者、全球返回者和全球探索者。颜色比较每组的郡级居住地构成与全部 Twitter 样本的居住地构成,红色为相对偏高、蓝色为偏低。局部返回者在斯德哥尔摩和马尔默所在地区较集中;全球返回者样本很少,地图接近白色不能证明其地理分布完全均匀。这张图的基线是 Twitter 样本,不是人口普查。来源:原论文 Fig. 6。
少发一半推文,会不会成为另一类人?
检验记录频率的一个直接办法,是保持用户不变,随机删去其一半位置记录,再重新提取特征和分类。这样可以观察类别对一种缺失方式的敏感性。
结果约有 25% 的用户改变类别,主要变化之一是局部探索者转向局部返回者或全球探索者。因此,这个检验更适合支持“部分结构保留”,不宜写成分类不受发推频率影响。

图 7|记录减少后,类别有多稳定?
(A)左到右连接原分类与删去 50% 记录后的分类,带宽表示人数;多数保留,也有不可忽略的转移。GE、GR、LE、LR 分别对应全球探索、全球返回、局部探索、局部返回。
(B)横轴为每天地理标记条数,纵轴为累积分布,返回组整体发推更频繁;全球返回组的阶梯明显,也反映其样本少。(C)改变与未改变类别两组的发推频率分布相近,说明改变没有简单集中在低频用户中。这不等于排除了所有采样偏差:随机删点没有模拟只在旅游时发推、只在特定地点发推等选择性缺失。来源:原论文 Fig. 7。
把四组重新汇总,还能看见出行调查中的规律吗?
原始 Twitter 位移包含间隔很长的两次发推,不能直接对比一天的出行日记。为接近调查口径,国内比较将最小距离设为 1 公里、时间范围限制为 24 小时,排除了此前 Twitter 移动中的 24.8%。这是改变比较对象,不能把剔除后的相似性反过来理解为原始记录无偏。

图 8|距离分布的相似与偏差分别在哪里?
(A)国内一天范围内的移动,横轴为公里,纵轴为距离超过给定值的概率,双轴采用对数尺度。黑线为调查,其余为 Twitter 总体与四组。大部分移动的分布接近,Twitter 的部分长距离尾部更重;图中距离中位数为调查 8.00 公里、Twitter 6.48 公里,尾部更重不意味着所有位置统计量都更大。
(B)国际移动对应调查的 60 天长距离部分,图中中位数分别为 1,162.00 与 1,280.95 公里;不同组的长距离尾部仍有差别。来源:原论文 Fig. 8。
论文说国内超过 90% 的调查行程距离能得到较好近似,指的是分布的主要部分,并非“恢复了 90% 的真实行程”。在可比口径下,调查中仅 0.4% 的移动为国际行程,Twitter 为 3.6%;总距离形状相似,仍可能伴随出行类型构成明显不同。
等待两次发推的时间越长,观测到的两点距离总体越大,但每隔约一天又出现回落。作者将这种模式解释为向外扩散与周期性返回叠加。数据展示的是关联,不能单独判定某一次回落来自回家,也不能把较长发推间隔直接当作更长旅行时间。

图 9|多等一天,记录到的距离怎样变化?
(A)全部用户,横轴为两次地理标记之间的等待时间,纵轴为移动距离;七天中总体上升与日周期回落同时出现。(B)局部返回者和局部探索者的距离尺度较小、变化较接近。(C)全球组的尺度更大,全球返回者曲线波动尤其强。各面板纵轴范围不同,不能只凭折线高度横向比较。来源:原论文 Fig. 9。
人群平均的活动范围,会掩盖谁不断走向更远处?
研究还观察每个人在 90 天内的回转半径如何扩大。回转半径(radius of gyration)描述累计活动地点围绕空间中心的散布程度;它既不是当天行程长度,也不是从家出发能到达的最远距离。
每位用户以首次观察到其最常访问地点为起点,至少要有十个可计算的半径值,再将各自序列统一为 50 个时间点。较短序列使用近邻插值,较长序列随机降采样,最终包含 2,303 名有效用户。曲线因此是经过对齐与重采样的组均值,不能看作原样连续 GPS 观测。

图 10|空间范围增长与反复访问怎样同时存在?
(A)横轴为起点后的小时数,纵轴为回转半径。全球组的空间尺度明显更大;局部返回组较早趋于平缓,探索组继续扩大的趋势更明显。黑线为随时间平方根增长的随机游走参照,不是证明用户真实遵循随机游走机制的检验。
(B)横轴为按访问频次排序的前若干地点,纵轴为累计地理标记占比。返回者的曲线更早上升,说明少数地点占据更多记录;阴影是第 25—75 百分位范围,并非均值的置信区间。图只展示前 100 个地点,末端不到 1 不代表概率计算缺失。来源:原论文 Fig. 10。
这些结果让“移动范围大”与“地点集中”成为可以并存的特征。一个人能在空间上活动很广,同时把很多记录集中在少数据点;另一个人也能主要生活在本地区,却不断访问更多不同地点。将他们混在一起,单条总体曲线就可能掩盖不同的增长与返回过程。
不过,这仍是对地理标记活动的观察性分类。论文没有掌握完备的社会人口属性,没有验证四类对应固定职业或性格,也没有实际运行疫情模型来证明分组一定提高传播预测。作者提出的需求预测和传播建模意义,应理解为待检验的应用方向。
一句话总结
把活动范围与地点重复访问分开,能从长期社交媒体轨迹中看见不同的移动方式;这些方式的样本比例与稳定程度,都必须连同平台采样偏差一起理解。
核心来源
Liao, Y., Yeh, S. & Jeuken, G. S. (2019). From individual to collective behaviours: exploring population heterogeneity of human mobility based on social media data. EPJ Data Science 8, 34。论文与 DOI。本文十张图均来自该论文对应原图,表格数据据其 Table 3。Table 1 回顾既有研究的数据时间、空间尺度与分析视角;Table 2 定义本文六项分类特征。论文说明原始个人数据因隐私保护不公开。
作者介绍
- Yuan Liao:论文署名为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空间、地球与环境系物理资源理论部门,为通信作者,负责数据分析,并参与设计与写作。
- Sonia Yeh:论文署名为同一部门,参与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
- Gustavo S. Jeuken:论文署名为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化学、生物技术与健康工程科学学院,参与研究设计;三位作者共同编辑并批准最终稿。
延伸思考
以下是 AI 基于论文结果所作的延伸,不属于原论文结论。
如果把这种分类用于交通需求模型,可以先设置一个比“有四组就更准确”更严格的检验:在独立时期和不同数据来源上比较分组模型与不分组模型,并保持总出行量等输入一致。只有在同样信息条件下获得稳定改进,才能说明分组具有额外预测价值。
分类的不确定性也可以成为模型输入。随机删点后改变类别的用户,不必被强行指定唯一身份,可以保留其跨类别的可能性。这样,样本量很少的全球返回组就不至于凭一个确定标签,对总体长距离需求产生过大的影响。
还有一种值得测试的反例:一个人工作日经常返回固定据点,假期不断探索新地点。把多年记录压成单个标签可能失去这种变化。按时间窗比较行为,再区分真实生活阶段变化与发推习惯变化,或许比为每人寻找终身类别更有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