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搬走了,家还留在原来那栋房子里吗?
论文名片|Caitlin Buckle,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moving home,Geography Compass,2017,11:e12314。DOI:10.1111/gec3.12314。收稿日期 2016 年 12 月 2 日,修回 2017 年 3 月 23 日,接受 2017 年 3 月 27 日。这是一篇概念与方法综述,不是新的搬家抽样。
同一条街上,一个人搬进更大的房子,另一个人离开一间不能再待的房子。两份登记都只是把常住地址改了一行。旁人很容易用同一句话概括这两次搬家:不稳定。地址改了,家是否还停在原来那栋房子里,表格本身不回答。
Buckle 把居住迁移(residential mobility)写成日常活动连同通常居住地一起换到另一处。宽定义可以包含国际迁移;地理学里它通常指较短距离的搬家,例如区域之间、城市内部或一国之内的迁移。旅行、因工作而作的短期停留、度假和临时流动,不在这个定义的中心。住房研究又常常把搬家收成住房生涯(housing career):按产权、住房条件和区位去满足变化中的需要。家作为可以居住、可以感到安全的生活经验,就留在定义外面。
这篇综述的方向性判断是:家不一定钉在一栋不动的房子上。搬家可以打乱家,也可以被人用来离开限制、不适或伤害,并在下一处把家重新做成。只记录一个静止常住地的普查和调查,能描述宏观趋势,读不出这两种经验的差别。全文没有新样本、新地图或新的迁移率,下面每一条都是她对既有文献的重新组织,以及她认为下一步方法应该补上的缺口。
先说结论
- 居住迁移在这里是通常居住地的变更。它被用来和旅行、短期工作停留、度假、临时流动区分;住房生涯能描述房子和区位怎么调,却还没有说明家的生活有没有一起搬走。
- 定居主义把长期住在一处当成正常,把经常搬家的人看成与家脱节。综述并列了两套既有叙事:一套把搬家与分离、不满、市场波动和青少年问题连在一起,另一套把搬家写成生命阶段里调整住房和邻里的办法。本文没有给出哪一套更常见的比例。
- 新流动范式把地方看成过程或体验,把家看成可以在下一处重建的生活。对有的人,空间上的独立搬到隔壁就够;对另一些人,要跨州才发生。这里没有统一的公里阈值。
- 单一常住地的普查适合描述所谓典型搬家和宏观结构,却难容纳活动住房、同时拥有多处住所,以及按季节在两地轮流安家。居住传记、民族志和叙事研究被用来看见这些被省掉的轨迹。
- 生命历程框架同时看个人阶段、相连的生活、时间、地方和文化。这一领域的纵向研究仍以定量为主,个人怎样感受家仍然说不透;定性叙述又容易错过更广的权力关系。把两类方法放进同一框架,是作者提出的研究方向,不是已经完成的检验。
常住地换了,家的生活有没有一起换?
Bell 与 Ward(2000)以及 Rossi(1955)给居住迁移的基本口径:搬的是通常居住地,也就是日常活动所在的那一处。Coulter 与 van Ham(2013,第 1037 页)在生命历程里把它定义成一种机制,让家庭能够调整住房、邻里和区位消费,以配合变化的需要和偏好。Clark 与 Dieleman(1996)、Clark 与 Huang(2003)、Mulder 与 Hooimeijer(1999)则把这种调整放进住房生涯,讨论的是产权和住房市场中的选择,不是屋子里的生活是否还像家。
漏掉家,有可以理解的原因。Relph(1976)代表的一条传统把流动看成对家庭生活的打扰;Blunt 与 Dowling(2006)则指出,家在实践中的含义本来就难定。Buckle 的主张是,若把居住迁移理解成家的生活被搬到另一处,它和短时间、即使距离不一定远的其他移动就分得更开。矛盾也因此出现:搬家在文献里被写成家的破坏,也被写成家的改善,而测量常常只抓住房子。
长期住在一处,为什么被当成正常?
定居主义(sedentarism)把定居文化当成规范,把居住上经常移动的人看成例外,并假定他们与家的联系更弱。Cresswell(2006)和 Relph(1976)是这条批评所针对的思想来源。几组已被边缘化的流动生活说明,固定地址并不只是个人习惯,也是一套制度和财产秩序。
罗姆人没有固定地址,常被当成越轨甚至犯罪的标志;不愿或不能符合定居规范,在欧洲和美洲的所在国引出种族主义。Holloway(2003,2005)和 Kabachnik(2010)被引用在这里。栅栏、国境以及财产法会切开原本的移动路径(Kabachnik,2012;Kabachnik 与 Ryder,2013)。在澳大利亚,英国殖民者没有承认原住民在地方中居住的方式。人口稀疏、流动实践和居所相对短暂,被用来支持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的主张(Banner,2005;Prout,2009)。西方以房屋产权排列的家,盖过了原住民对家园(homeland)的经验;仍在一组地方之间流动、不按定居规范生活的人,继续被当成问题(Behrendt,1999;Taylor 与 Bell,1996)。这些是综述引用的历史和地理文献,不是 Buckle 在本文里做的田野。
综述接着写,就居住迁移而言,全球多数人是不动的,所以住房、产权、就业、学校和其他服务基础设施主要按住在一处来设计(de Jong,2000;Prout,2008;Wolf 与 Longino,2005)。这句话没有附带人数、国家名单或百分比。后文把长期留在一处的安适写成特权:人可以留在原地,同时并没有这种安适。
同样一次搬家,文献把它连向破坏,也连向改善
当家被放进居住迁移和游动生活时,常见描述是不安、不稳(Brednikova 与 Tkach,2010)。Relph 的两句话需要同时保留。他承认,最常移动、最不稳定的人并不自动就是无家可归或没有地方的人(1976,第 30 页);他又认为,西方社会居住迁移的增加,既依赖也加强了家的重要性下降(1976,第 83 页)。前一句阻止把搬家者直接写成失去家,后一句仍然把更多搬家和家的意义变弱绑在一起。
综述把一批负面叙事列在健康、住房、犯罪学和社会学里:搬家曾被与伴侣分离(de Jong 与 Graefe,2008)、家庭破裂(Feijten,2005)、住房市场下行和不稳定(Ferreira、Gyourko 与 Tracy,2010;Kull、Coley 与 Lynch,2016)、个人不满(Nowok、van Ham、Findlay 与 Gayle,2013)、青少年违法和药物使用(Porter 与 Vogel,2014;Stabler、Gurka 与 Lander,2015)连在一起。Buckle 的用词是被关联、这些叙事暗示搬家与家所代表的稳定和安全相反。她没有重算这些研究的样本,也没有裁判其中哪些是因果、哪些是选择。Porter 与 Vogel 的题目本身就在追问因果还是选择,本文没有展开这个裁决。
另一批文献把搬家写成生活可以变好的途径。它可以用来改善住房或邻里(Clark 与 Onaka,1983;Clark,2009;Clark、van Ham 与 Coulter,2014)。Rossi 的《Why Families Move》(1955)把搬家看成家庭境况变化时的自然考量,而且这本书早于 Relph。综述点出的生命阶段包括:年轻人离家,寻求独立并走向自有住房(Holdsworth,2013;Ronald,2008);预期要孩子时离开城区、寻找更适合家庭的地方(Kulu,2008;Michielin 与 Mulder,2008);退休后迁往环境条件更好的地方(Stockdale,2006,2014)。搬家也可以成为结成亲密关系和扩大社会网络的资源(Holdsworth,2013)。这些仍然是被引用研究的关联和解释,不是本文新测到的阶段转换率。
固定待在一处的安适,被写成特权。单一地点可以是家务役使、恐惧或虐待发生的地方,离开那里,才可能找到在家的安全(Blunt 与 Dowling,2006;Jones,2000;Massey,1994)。Cairns(2008,第 243 页)的说法是,搬迁可以把人从原住地的限制里解放出来。新自由主义政策则鼓励个人用搬家争取向上的社会流动(Imbroscio,2012;Sharkey,2012;Clark 等,2014)。综述对此保持张力:这种鼓励引出一个规范问题,流动究竟该被促成、允许,还是加以防止。人可以靠搬家离开原处的问题,流动的结果却可能是社会空间上的劣势更集中,改善生活的责任被放到个人身上。能搬走以改善处境的人,和由于各种原因搬不走的人,并不站在同一位置。
自愿和被迫也不容易切开(Imbroscio,2012)。被迫搬家可以极度扰乱、令人痛苦;想搬而搬不成,也会影响生活质量(Coulter 与 van Ham,2013)。因此,住房变好或地址变了,都还不能代替这个人怎样经历这次搬家。地理学者被引向搬与留所暴露的权力结构(Coulter 与 van Ham,2013;Coulter、van Ham 与 Findlay,2016)。这一步仍是问题的重新摆放,不是一组已经估计好的因果效应。
地方若是一种体验,家怎样搬到下一处?
新流动范式(new mobilities paradigm)从 1990 年代起反对把地方看成静止容器、把流动看成对地方意义的破坏(Hannam、Sheller 与 Urry,2006;Massey,1994;Sheller 与 Urry,2006)。Urry(2000)把地方看成由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网络与联系构成,而不是戏剧布景。地方在这一传统里被说成过程(Massey,1994;Pred,1984)或体验(Cresswell,2009)。人在移动中与周围环境互动、赋予意义,因而与地方相连(Adey,2006)。Cresswell(2011,第 551 页)把流动放回日常生活的微观地理,它不再只是边缘的、破坏性的或一次性交易。
旧的居住迁移图像更接近经济机会主义者:人随住房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起伏而搬,对地方本身缺少牵挂(Dieleman,2001;Ravenstein,1885,1889;Wolpert,1966;Zelinsky,1971)。放进新流动范式之后,搬家可以是经验地方的一部分,而不是与地方断开(Coulter 等,2016)。摘要把家的一种更动态、更包容的理解归于 Gillespie(2017):家是可以逐地搬走的生活经验。正文随后用地理学者自己的概念把这个说法展开。
Holdsworth(2013,第 45 页)提出空间独立(spatial independence)。人搬家,是为了在父母监视之外做成另一种身份、新的社会网络和伴侣关系。这种需要受社会、地理条件和文化预期影响。对有的人,搬到隔壁就够;对另一些人,可能要跨州。隔壁和跨州是两种生活尺度的对照,论文没有给出公里数。人在地点之间搬动,也参与了地方如何形成、地方之间如何变得不同。Kloep 等人(2003,第 104 页)的说法被用来指向:搬家是在考虑去哪里能接触更合意的环境,从而探问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综述同时写明,这并不总是正面经验。
家的概念跟着改变。一种熟悉形象把家说成外面纷乱移动之外的安宁,一栋静止的房子似乎就够了(Heidegger,1996)。Blunt 与 Dowling(2006)以及 Cresswell(2006)指出,把这一栋静止的房子当成家,带有定居主义,也带有男性中心的视角。Young(2005)认为,家作为物质住宅被这样理解,本身有性别维度;做成家,并不只是造一栋固定的房子。de Certeau、Giard 与 Mayol(1998)被用来说明,家也由屋内和周围的日常实践做成。家可以是安宁的经验,却不必然要求身体停在原地。
Blunt 与 Dowling(2006,第 5 页)把家写成安全、个体化、隐私和保存得以发生的地方。这个理解不依赖某一栋建筑,也因此可以在不同地点被重新做成。综述认为,几项当下趋势使这个定义更需要被认真对待:跨国生活(Blunt 与 Dowling,2006);自有住房下降、人们更依赖不稳定的私人租赁(Burke、Stone 与 Ralston,2014;Lund,2013);家庭、工作和社交网络可以借助虚拟技术维持(Knies,2013)。下降了多少、租赁不稳定如何计量,本文都没有给出数字。Ralph 与 Staeheli(2011,第 525 页)的概括被整句引来:家在地理学讨论中可以同时是流动的和定居的,既固定在当地,又可以向远处延伸。
家的可移动性直接挑战另一种直觉:一搬家,家的经验就丢失了。换常住地可以是摆脱日常限制,也可以是在另一处把家做得更好。Fortier(2001)和 Gorman-Murray(2007)写到,许多酷儿把那一处童年住宅看成身份被压抑的地方;对他们而言,回家是搬向对酷儿更友善、常常是城市的环境。Gorman-Murray(2007,第 109 页)写,身体的移动和身份的改变可以在同一次搬迁里一起完成。Altman 与 Low(1992)把在不同地点重新做成家的能力称为自我的可移动性(mobility of self),并在跨国迁移者那里讨论它。综述的推论是:把流动一律看成与家断开,是把流动者的生活经验简化了。家和地方怎样随居住迁移变化,应当被探究,而不能事先假定。这些例子各自来自被引用的研究,不能合并成一种搬家者的典型心理。
一个常住地址,会漏掉哪些居住方式?
居住迁移研究大量使用普查和调查。这些指标通常假定家是单一且静止的地点(Coulter 等,2016;McHugh 与 Mings,1996;Prout,2008)。它们为的是认识所谓典型的搬家者,并揭示较大尺度的结构、权力关系和趋势。规划者和决策者仍然需要这种描述。限制出现在下一步:多样的人、多次方向不同的搬家,很难被这套指标保住。
固定地址加上定量分类,容易把人放进舒适型、经济型、逆城市化、国际迁移或国内迁移等类别(Geist 与 McManus,2008;King 与 Skeldon,2010;Stockdale,2014)。类别概括的是一次或生命中少数几次移动,并倾向于把迁移当成单向旅程(McHugh,2000,第 71 页)或单一事件。普查也难记录在非永久或半永久建筑之间移动的人、住活动房屋或房车的人,以及同时拥有多处住所的人(Behr 与 Gober,1982)。住处可以不是一栋房屋。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规范判断。新自由主义逻辑把居住迁移说成个人改善处境的权利;定居主义意见则认为流动有损于地方和家的形成。许多研究盯住住房或经济上的舒适,较少讨论社会网络、经验和家庭生活。这种焦点等于假定:房子更好,或搬到社会经济上更合意的地点,家就改善了(Clark,2009)。综述认为实际情形可以两边都发生。同一次搬家既能让家变得不稳,也能改善家的生活;如何并存,取决于住房和社会经济地位以外的许多条件。家是主观的,它和流动的关系取决于个人处境和生活经验。
1990 年代到 2000 年代,更多研究改用定性材料看这种经验:家的地点可以构成网络,家可以有多重,家本身也可以是移动的(Gustafson,2001;McHugh、Hogan 与 Happel,1995;McHugh 与 Mings,1991;Silvey 与 Lawson,1999)。Kabachnik(2010)用民族志讨论罗姆人如何在社区一起移动时把家做成;他强调,换地点之后仍能安家,依赖的是一起搬走的社会网络保持稳定。Mason(2004)用叙事说明相连的生活(linked lives)如何进入个人的居住决定,而这在传统居住迁移方法里常常抓不住。Gutting(1996)深度访谈的是一对已经搬到德国的伴侣。叙述分析显示,他们既想回到原居地,又因家庭和已经建成的生活而想留下。这里的规模就是这一对伴侣,不是一项报告了抽样误差的调查。
要看见家的复杂变化,也可以把搬家放在时间里看。纵向材料(de Jong,2000;Rossi,1955)和传记方法(Clark,2009;Coulter 与 van Ham,2013;Halfacree 与 Boyle,1993;Skeldon,1995)被用来讨论一个人一生中的多次搬迁(Findlay 与 Wahba,2013)。Findlay 与 Li(1997)说明自传式材料可以考察过去的经验如何影响以后的居住迁移,并讨论回迁、循环和季节性迁移;宽口径的人口调查常常忽略这些(McHugh 与 Mings,1996;Stockdale,2014)。McHugh 与 Mings(1996)为亚利桑那的候鸟式居住者整理传记:家按季节、轮流在两个地方做成。Clark(2009)则用多份迁移传记呈现所谓贫困邻里里的经验怎样是个人的、关系性的、主观的。这些方法的共同作用,是让一次地址变更展开为一段居住史。
生命历程能同时放下人和结构,家的感受仍在外面
生命历程(life course)从 1990 年代起被用来替代较固定的生命周期(life cycle)(Clark 与 Dieleman,1996;Mulder 与 Hooimeijer,1999)。Skeldon(2012)点出的困难是:个人因素,以及更广的结构和社会因素,会在时间里同时影响搬家。生命历程框架被看成回应新流动范式的一种办法,因为它既看个人的能动性和生命阶段,也看搬家发生时的相连生活、时间、地方和文化(Bailey,2009;Coulter 与 Scott,2015;Elder,1994;Kulu 与 Milewski,2007)。
身份和位置如何影响搬家,可以在这个框架里被追问(Coulter 等,2016;Feijten、Hooimeijer 与 Mulder,2008)。Kley(2011)的调查包含社会人口变量、心理特征、社会纽带、对机会差别的感知,以及预期中的生命历程事件。综述说,她找出了促使人很可能迁出德国马格德堡和弗赖堡的因素组合。组合里哪一项更大、样本有多少人,本文没有列出。
按这篇综述的说法,Falkingham、Sage、Stone 与 Vlachantoni(2016)比较了英国三个出生队列在 1950 年以前的居住迁移。他们用纵向方法和生命历程框架,把子女、就业、伴侣关系等事件放进社会与历史情境,考察一生的居住迁移轨迹。综述从中取出的发现是轨迹变化的性别化:社会历史情境对男性和女性生命历程事件的影响并不相同。三个队列没有配套的人数,因此这里不能算出任何一个迁移率。
Coulter 与 van Ham(2013)被单独提出,是因为他们让流动和不动彼此对照。顺着个人的居住迁移传记看下去,实际搬了家和想搬家有时并不重合。留在原地可以是愿意留下,也可以是想走而没有走成。这一区别直接关系到前面的规范问题:不能把所有地址没变的人都读成家是稳定的。
尽管路径已经很多,Buckle 仍认为它们各自只抓住家的动态经验的一部分。定量普查和调查能建立背景、写成流动与迁移的宏观叙述,却不增加关于家的个人经验的内容。居住迁移领域的纵向和生命历程研究大多仍是定量的;只靠这些测量,个人对家的经验和理解很可能仍然说不清楚。这句话是对研究分野的判断,不是一篇统计了定量论文占比的元分析。
定性的传记、叙事和民族志让参与者讲出家的个人经验,却可能错过经验身处其中的更广权力关系。综述看到的机会,是在生命历程框架里同时使用两边的长处。定量描述这些搬家、揭示流动与不动中的权力不平衡,并给出政策和决策需要的结构影响;定性则提供关于搬家和家的规范视角。结构、环境和文化怎样作用在一个人一生对家的经验上,需要两种做法一起看。生命历程框架在地理学中的使用,以及框架内可以更换的方法,被她看成试验新做法的条件。这是建议,不是一套已经跑完的混合设计,也没有相应的结果表。
这些判断停在什么地方?
这篇综述能支持的是概念重组和方法议程。家是居住迁移的核心概念,而搬家者多样、个人化的家的经验仍常被漏掉。把搬家写成与家、与地方无关,会进一步把流动中的人推到边缘,而不是去看究竟是哪些权力关系和个人因素让人搬家。新流动范式把地方与流动连在一起,居住迁移文献因而要同时看一段时间内作用于流动的权力,以及搬家带给家的困难、好处和经验。纵向、民族志、叙事、传记和生命历程方法已经用来探索影响流动的复杂因素,也可以继续用来看一生中搬家的经验。接触这些关于家与地方的概念,有可能帮助地理学者处理一个长期含混的问题:流动和不动在何时、何地、因为什么值得追求。本文只把这写成一种可能,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不能从本文推出的内容同样明确。这里没有原始样本、对照、地图或效应值。负面叙事和生命阶段关联都属于被引用研究,分母没有被搬进这篇综述。全球多数人在居住上不动,是一句没有百分比的判断。自有住房下降和私人租赁不稳定也没有计量。自愿与被迫没有操作定义。罗姆社区、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家园、酷儿的城市搬迁、德国两座城市、英国三个队列、亚利桑那的季节性两地居住、一对迁德伴侣,分别说明不同论点,不是同一总体。定居规范主要在西方社会和西方产权等级下被讨论,文外的推广需要另找证据。作者自己的海岸迁移研究出现在文末介绍里,不是这篇综述的结果。
一句话总结
人搬走以后,家不一定留在原来那栋房子里,也不一定在新地址上自动变好;只改一行常住地址,看不出家的生活是被打断、被带走,还是根本没有随这次搬家发生。
核心来源
- Buckle 的正式发表页与 DOI:Caitlin Buckle,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moving home,Geography Compass,2017,11,e12314。
- 本文依据这一正式版本。它重组定居主义、新流动范式、家的地理学,以及居住迁移中的普查、调查、传记、民族志、叙事、纵向研究和生命历程框架。文中没有单独的数据附录或统计图。
- 论证里反复用到的概念来源包括 Rossi(1955)、Relph(1976)、Bell 与 Ward(2000)、Blunt 与 Dowling(2006)、Sheller 与 Urry(2006)、Holdsworth(2013)、Ralph 与 Staeheli(2011),以及 Coulter、van Ham 与 Findlay(2016)。各研究的样本和效应以原论文为准,这篇综述没有把它们的分母重印出来。
作者介绍
- Caitlin Buckle:论文署名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人文与语言学院(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文末介绍写明,她当时是该校人文地理学博士候选人,关注澳大利亚迁往海岸生活的 seachange 趋势,并用居住传记在生命历程中讨论居住迁移;研究兴趣在流动,尤其是国内迁移者对地方依恋和家的经验。致谢说明这项工作得到澳大利亚政府研究训练计划(Research Training Program)支持,并感谢 Danielle Drozdzewski 的批评性反馈。署名作者只有 Buckle。文章没有提供她此后的职务变动。
延伸思考
以下是 AI 基于论文结果所作的延伸,不属于原论文结论。
如果公共服务仍只接受一个通常居住地,季节性的两地生活会在表格上消失。综述转述的亚利桑那候鸟式居住,是家按季节轮流在两个地方做成。学校学籍、社区医疗或邻里资格若必须绑定唯一地址,就会把其中一处记成家,把另一处记成临时外出。下一步值得问的是:当同一个人说自己在两处都安家时,哪些服务规则只承认表格上的那一个地址,哪些生活实践因此被记成不稳定。
另一处容易误读的是搬成了才算改善。综述已经把三件不同的事放在一起:被迫离开会扰乱生活,想搬而搬不成也会影响生活质量,能搬走的人和搬不走的人并不对称。若一项评估把已经搬家的住户数除以全部住户,当作居住改善的成功率,被迫搬走和自己选择搬走会进同一个分子,想走却留下的人会因为地址没变而留在分母里,看起来像稳定。至少先分开三种处境,想留下、想搬但搬不成、已经搬成,再问家的安全感和日常安排分别落在哪一种里。这篇综述没有做这个三分,也没有报告相应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