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Perspectives on the geographic stability and mobility of people in cities


在一座城市里没住几年,就等于对这里一无所知吗?

论文名片|Susan Hanson,Perspectives on the geographic stability and mobility of people in citie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5,102(43):15301–15306,2005年10月25日发表,Special Feature: Perspective。首页标明 Contributed by Susan Hanson, August 31, 2005。DOI:10.1073/pnas.0507309102。本文依据这一正式发表版。研究类型是带面访例证的视角论文。

设想一位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经营私人企业的人,开业前住进这个都市区还不到三年。若只记这段年数,他会被标成新来者,像是对当地的人、规矩和门路都还陌生。按论文后来分开的几类情形,他也可能在这里长大、离开多年后再回来,也可能从科罗拉多州内另一个地方搬来,日常生活本来就碰到这片都市区,也可能搬来之前就已经认识住在这里的家人、朋友或工作联系人。这是为了看清年数指标会漏掉什么,而把论文里的几类情形放在同一个人身上。

这篇论文要分开的,就是钟表上的年数和实际已经有的地方联系。区位稳定要和居住地迁移、日常流动一起看。在伍斯特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企业主面访里,开业前在都市区住了三年或更短的人,有三分之二此前已经通过日常出行、先前居住或私人联系接触过当地。到来时既没有先前经历、也没有私人联系的人,只占这批新来者的三分之一。

先说结论

  • 区位稳定(locational stability)指一个人在某个地方停留的时长。它和两类流动连在一起:居住地迁移(residential mobility,住址改变)以及日常到一周尺度的流动(daily-to-weekly mobility,在城市里往返居住、工作、学习、购物和社交地点)。停留之所以能积累地方知识,是因为日常流动在同一地方反复发生。
  • 地方画多大,谁算稳定就会变。本文引用的既有结果里,居住迁移的距离中位数是 10 公里。人可以在都市区里换房,同时在都市区这一尺度上仍然算长期居住。
  • 面访的是仍在经营的私人企业主:马萨诸塞州伍斯特 198 人(1998 年),科罗拉多斯普林斯 179 人(2000 年)。开业前住在都市统计区的平均年数,伍斯特女性 26.1 年、男性 20.1 年,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女性 13.6 年、男性 8.3 年;两地的性别比较都报告 P = 0.02。
  • 开业前在都市区居住 3 年或更短的新来者,伍斯特为 18/198(9.1%),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为 54/179(30.2%)。其中因本人回流或从州内迁入、从而在最近这次搬入前就有理由熟悉当地的,伍斯特为 38.9%(18 人中的 1+6 人),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为 27.8%(54 人中的 4+11 人)。
  • 两地都只有三分之一的新来者没有先前的亲身经历或私人联系:伍斯特 18 人中的 6 人,科罗拉多斯普林斯 54 人中的 18 人。专程迁入以便经营、并且到来时谁也不认识的人更少。

停留为什么要和每天的走动一起定义?

城市研究里有一类问题,问的是个人或家庭的行为与当地地理环境如何连在一起:住在某种地方,是否对应着更高的污染暴露、不同的群体接触,或不同的暴力犯罪发生格局。环境与行为的关系在这里是多条路径交织的。人在一地停留越久,越可能熟悉那里的人和规矩;可普查若只记录住宅位置,就会把人白天去过的地方漏掉。

污染暴露需要同时知道人在何时、何地,以及污染物在何时、何地。很多研究用人口普查的居住人口去对污染物。这样做会漏掉两次普查之间的搬家;即便人口每天更新,也仍然把住宅当成一个人全天所处的位置。本文举 Schwab 的个体研究为例,说明通勤途中的一氧化碳暴露需要和住宅处的暴露放在一起看。本文没有重报那项研究的浓度或人数。

居住隔离指标同样多半来自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描述的是谁和谁住在同一片住宅区。人与其他群体相遇的地点还包括工作地、公共交通和公园。只按夜间的家来计算接触,得到的隔离程度会偏离白天实际相遇的格局。本文没有给出这些地点上的接触率。

暴力犯罪的地理分布则同时牵涉邻里与个人的居住稳定,以及个人白天的流动。住在一个街区里的人需要在当地停留足够久,才熟悉与犯罪相关的当地条件,例如缺少非正式的社会控制。犯罪人的日常流动意味着,案发应连到犯罪发生地的条件,而不是只连到犯罪人的住址。周围地区的属性也会经由日常流动和信息扩散进入本地。这是对 Sampson 与 Morenoff 所述证据的转述,数字不在本文里。

这三类问题指向同一个测量要求:研究个人停留与地方环境的关系时,把日常流动放进测量,结论会和只保留住宅位置时明显不同。本文没有在污染、隔离或犯罪数据上重做这三项比较,它们用来说明测量问题,后面的企业主面访才是本文自己的例证。

区位稳定在本文里是人在某地停留的时长,常被当作地方知识和地方联系深浅的指标。居住稳定(residential stability)则被用在地方上,表示一个地区人口总体的停留水平。二者会互相干扰。人可以离开后又搬回,所以当前这段连续居住年数可能盖不住更早积累的熟悉。日常活动范围也可能越出其所住的县或都市区界线,于是一个人真正熟悉的范围和管理单元对不上。

地方画到房子、街区还是都市区?

既有的居住迁移研究多追问家庭为什么换房、如何寻找新住所。留下不搬同样是一个决定。本文写道,多数人在任意一个 5 年里并不换房;可停留时长除了用来预测下一次搬家的概率,很少被单独分析。所谓累积惰性(cumulative inertia)是:在一地待得越久,下一次搬家的概率越低。稳定因此常常留在流动模型内部,而不是被当作要解释的现象。

这些研究里的“地方”,多数时候是一套住宅,而不是街区或都市区。芝加哥学派以来的邻里研究则把目光放在整片邻里的人口更替,分析单位常常是人口普查区:更替高,就被看作损害社会凝聚。把问题改到个人身上,才会问到停留时长与对地方的熟悉、投入之间的关系。

公民参与、经济投入、地方劳动力市场这一类问题,需要的是比住宅更大的地方。人可以在社区内部搬家;若研究尺度是整个社区,这种搬家就不应当被记成“不稳定”。因为多数居住迁移距离较短,本文引用 Long(1990)给出的距离中位数是 10 公里,所以“在一个地方住了多久”取决于地方被定义成多大。10 公里是被引文献的中位数,不是这两座城市面访里重新计算的搬家距离。

文献里已经出现过不同尺度的停留指标,本文只转述其口径,没有重估其系数。Kasarda 与 Janowitz 用英国地方当局的数据,把在社区居住不足 20 年与超过 20 年的人分开,个人停留越长,地方社会联系和社区依恋越强。Sampson 进一步表明,社区层面“至少住满 20 年的人口比例”也与个人的社会联系、社区依恋有关,而且这一社区效应与个人自己的停留时长彼此独立;那里的“社区”是投票点尺度。Kang 与 Kwak 把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分成三个邻里,邻里平均居住年数,以及住满至少 20 年的人口比例,都与个人的公民参与同向。Ross 等人在伊利诺伊样本中发现,居住稳定与非贫困普查区里较低的抑郁和焦虑相连。Boardman 在底特律样本中把邻里稳定定义成:拥有自有住房、并且在同一套住宅至少住了 5 年的人口比例;这一比例缓冲了压力对健康的影响。

更大尺度上,Hanson 与 Pratt 在伍斯特地区把“在该城及周边郊区长大的长期居民”与其他人比较:长期居民更常通过私人联系找到现住房和现工作,找房所用的联系人类型也不同;用私人联系找到工作的人,工作地离家更近。具体比例在他们 1995 年的书里,本文这一处没有重列。Irwin 及其合作者在美国县尺度上表明,社区的公民结构,例如教堂是否普遍、有没有历史较久的老企业,会影响个人是否迁出该县。

这些结果能成立,依赖的是日常流动。邻里效应取决于住了多久,也取决于人是否日复一日在这个地方活动。居住年数因此是一个代理:它代替的是日常活动中形成的、扎在地方上的交往。日常活动铺开多大,上下文效应就应该在多大的地方上被观察。尺度划得过细或过粗,人与环境的关系都会被量偏。

五年前住在哪里,为什么还不够?

无论给地区还是给个人构造稳定指标,都要决定时间切多长、空间圈在哪里。美国人口普查自 1940 年起询问 5 年前的居住地。2000 年普查可以把 5 年前的地点编码到同一套住宅、同一个县、同一个初级都市统计区或都市统计区(PMSA/MSA),或同一个州。时间被切成 5 年一段,空间被切成一套事先划好的、由小到大的单元。这些变量在个人和家庭层面不进入公开数据,只能在为保密而设置的特殊条件下使用。

这种口径会把两个时点之间的搬家抹掉。若一个人在 1995 年 4 月 1 日和 2000 年 4 月 1 日都住在地点 x,分析者只能假定这 5 年连续居住,而此人中间可能搬过好几次。另一些调查改用更长的时间片,例如是否住满 20 年,却仍然没有把居住迁移和日常流动放进稳定指标。

本文把连续记录当作测量上的参照:理想情形是按分钟和经纬度留下一个人的位置,使分析者能按研究问题再决定如何汇总。这种连续记录在技术上可以做到,在政治上行不通;即便拿到了,仍然要为具体问题选择停留时长和地方尺度。本文的面访没有使用这类连续位置,下文也不讨论如何把位置记录对应到某一个人。

测量必须贴着研究问题。下面的例子是:在企业与地方的研究里,怎样认定一个都市区的新来者。新来者是区位稳定的反面,认定它时必须同时处理居住迁移和日常流动。

为什么用企业主,而且是这两座城市?

企业主被选来做例子,是因为地方扎根同时牵着两头。一头是:地方知识、地方社会联系、对当地文化与机构的熟悉,会降低开办和经营企业的风险。另一头是:迁入会带来新想法,并把本地企业主接到更远的资源网络上。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常常强调从远处招揽新的企业主。若企业主其实深度扎在本地,政策的着力点就会转向帮助已有的本地企业扩张。

论文把 entrepreneur 定义为拥有并经营企业、且承担所有权所带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人,并与 business owner 互换使用;下文都称企业主。几乎所有新企业都长在本地,是因为熟悉的地盘提供开办企业所需的信息和资源。地方上的客户、工人、商业伙伴和个人声誉不容易搬到别处。扎根带来的是认识当地,也被当地认识。更远尺度的联系也可以从稳定的住址向外使用。

数据来自两地面对面、半结构化面访,对象是私人拥有企业的业主,特许经营被排除。伍斯特 198 人,1998 年访谈;科罗拉多斯普林斯 179 人,2000 年访谈。抽样框是购入的都市区企业名录,在都市区内随机抽取,并按业主性别分层,因此行业、规模、所有权类型和市场范围都有混合。平均访谈时长 1.25 小时,询问此前三份工作和此前两个居住地。伍斯特的回应率是 60.7%,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是 47%。脚注说明,面访之后还向同一总体中更大的样本寄过问卷;本文报告的数字来自面访,不包含那批问卷的结果。

两座城市是对照着选的。伍斯特是 Hanson 此前研究性别与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地点,那项工作已经显示区位稳定对劳动力市场过程很重要。按 1990 年普查,伍斯特都市区人口中有 84% 在 5 年前已经住在那里。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入选条件是:在人口规模与伍斯特 1990 年人口(约 430,000)相差 50,000 以内的 13 个都市区中,它有最低的比例,即 64% 的人口在 1985 年已经住在那里。较高的迁入既与它位于阳光带有关,也与当地大规模军事存在有关。84% 和 64% 是都市区人口里“5 年前已在当地”的比例,分母是各自都市区人口,不是企业主人数,也不能当成“5 年内没有换过房子”的比例。

这套抽样偏向仍在名录上的成功企业,难以用来研究失败的企业。失败过程本来不是那项更大研究的目标,但它再次说明:观察窗口的时间长度要贴着想研究的过程。这里的窗口偏到了存活下来的企业。

开业前,他们在都市区里已经待了多久?

面访询问业主在伍斯特或科罗拉多斯普林斯都市区住了多久,再算出拥有这家企业之前的居住年数。都市区被选作尺度,是因为开办企业所动员的地方知识和私人网络被认为发生在这一层。

与“女性居住更稳定”的预期一致,两地女性在开业前都比男性在当地待得更久;论文同时写明,开业时的年龄没有性别差异,但没有给出年龄或年龄检验的数值。与两城人口停留水平的差别一致,伍斯特的业主比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业主在当地待得更久。

比较 伍斯特 科罗拉多斯普林斯
面访人数与年份 198 人,1998 年 179 人,2000 年
回应率 60.7% 47%
1990 年普查:5 年前已住在该都市区的人口比例 84% 64%(明确对应 1985 年)
开业前在都市区的平均年数,女 / 男 26.1 / 20.1(P = 0.02) 13.6 / 8.3(P = 0.02)
新来者人数及占面访样本的比例 18 人,9.1% 54 人,30.2%

P = 0.02 是论文对两地“女性平均年数高于男性”分别给出的报告。论文没有写出检验名称、单侧或双侧,也没有给出标准差或置信区间。样本按性别分层,论文没有报告两地样本各自的男女人数或抽样权重。因此,后面“新来者中女性占多少”是这个分层面访样本内部的构成,不能直接换成全市女企业主的人口比例。平均年数的性别差,则是在已访谈的女性和男性之间比较。

新来者的定义是:拥有这家企业之前,在该都市统计区居住了 3 年或更短。讨论部分用 “<3 years in place” 称呼同一口径。伍斯特 18/198 = 9.1%,科罗拉多斯普林斯 54/179 = 30.2%。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其余 125 名受访业主(179−54)不是这一定义下的新来者。新来者以男性为主:伍斯特新来者中女性占三分之一,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为 27.8%,分母都是当地新来者人数,即 18 与 54。论文没有写出 27.8% 对应的人数。

只靠当前这段居住年数,会明显低估与地方的联系。原因来自居住迁移和日常流动。下面三种误差,都是年数指标把“已经熟悉”的人留在了新来者里面,或曾经把界外居民误放进来。

界线、回流和州内搬迁,怎样改写“新来者”?

第一种误差出在都市区界线上。抽样框是位于都市区内的企业,业主却可能住在界外,于是“在都市区的年数”被记成 0。日常流动会使这样的业主熟悉都市区,这个 0 就成了误导。论文的处理是把都市区界线扩到业主的居住地,再把这些人移出新来者计数。两份样本里这种人都很少:伍斯特 1 人,科罗拉多斯普林斯 0 人,而且不出现在上文的 18 与 54 里。人数虽少,任何用封闭界线衡量的区位稳定都会遇到同类问题。本文没有按公里数列出这 1 人的居住地到界线的距离。

第二种误差是回流。业主在都市区长大,离开较长一段时间后再回来。先前住过,意味着有一定熟悉;他们也不是从出生起一直扎在这里。回流者只占新来者的一小部分。伍斯特 18 人中有 1 人,占 5.5%。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新来者中,本人回流为 4 人,占 54 人的 7.4%;另有 6 人(11.1%)的配偶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长大。论文把本人回流、或与在当地长大的人结婚这两种情形合计为 18.5%,即 4+6 人占 54 人。

第三种误差是短距离迁入。新来者若在拥有企业之前 3 年内,从附近迁入都市区,则“在都市区里的年数”不能代表对这个地方的熟悉。论文的操作定义是:从同一州的其他地点迁入。伍斯特 18 名新来者中有 6 人(2 女 4 男),即三分之一,来自马萨诸塞州其他地方。科罗拉多斯普林斯 54 人中有 11 人,占 20.4%,来自科罗拉多州其他地方。这里的“短”是州界,不是一条公里阈值。科罗拉多州内部的远距离搬家也会进入这一组。论文认为这些人的日常活动更可能已经覆盖目的地;这个判断没有在文中按每人的出行距离再核实。伍斯特周边城镇更密,界线问题也更突出,所以这种误分类在伍斯特更需要留意。

州外迁入者才更接近字面上的远道而来。伍斯特 18 人中有 11 人(61.1%)来自州外,并在 3 年内成为企业主;论文写其中 73% 是男性。科罗拉多斯普林斯 54 人中有 39 人(72.2%)来自州外;论文写其中女性只有约四分之一,没有再给出女性人数。

把本人回流和州内迁入加在一起,就是论文概括的那一组:最近这次搬入之前,已经有理由熟悉该地区。伍斯特是 1+6 = 7 人,7/18 = 38.9%。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是 4+11 = 15 人,15/54 = 27.8%。界外居住的那 1 人已经移出分母。配偶在当地长大的 6 人没有再加进这 27.8%,因为论文概括这句时点名的是回流、界外居住和短距离迁入。

没有私人联系、还专程来开业的人有多少?

认识已经住在那里的人,是迁入之前获得地方信息的另一条路。面访里提到的先前联系包括:曾去那里度假(伍斯特没有这一类)、认识住在那里的家人、朋友或工作联系人。问题于是变成:在都市区住不满这一短窗口,能否代表没有地方联系。

伍斯特 11 名州外迁入者里,有 5 人在决定搬来并在当地经营之前,就已经认识当地至少一位重要的人。因此 18 名新来者里只有 6 人(1 女 5 男)报告,到来时与伍斯特地区或马萨诸塞州东部都没有私人联系。科罗拉多斯普林斯 39 名州外迁入者里,有 21 人在搬来前已有私人联系,于是 54 名新来者中只有三分之一,即 18 人,到来时没有先前的私人联系。论文写这 18 人里有 2 人是女性;伍斯特那 6 人里有 1 人是女性。

讨论部分把这两类人合成一句:即便在都市区居住少于 3 年之后才在当地经营企业,仍有三分之二通过日常出行、先前居住或私人联系,在此之前就与这个地方有过联系。6/18 与 18/54 没有联系,补集就是三分之二。没有联系的人里,有的商业联系在远方。论文举了一位迁到伍斯特的男性:妻子到当地医疗中心做住院医师,他到后开始做黄麻进口,与生意有关的联系全是印度的家人。这是一个例子,不是一组比率。

科罗拉多斯普林斯 54 名新来者中有 33 人(61.1%)是特意选中这里、为了经营企业而搬来的。其中 11 人来开办新企业(1 名女性),9 人把在别处已经开办的企业带来(3 名女性),13 人明确为了买下一家企业而搬来(2 名女性)。11+9+13 = 33。其余新来者是在到达后 3 年内成为企业主,但迁入原因是自己的工作、配偶的工作,或靠近年迈父母这类家庭原因。

这 33 人里,只有 7 人(4 男 3 女)到来时没有先前联系。这 7 人里没有一个是到达后才从零开办企业的:4 人带来已有企业,3 人买下正在经营的企业。论文写他们被山地和那里的生活方式吸引,没有人因为“商业气候”选中这里。

伍斯特 18 名新来者里只有 5 人(27.8%)是为了开办或买下企业而搬来。除一对买下企业的夫妻外,他们都是男性专业人士,如兽医、牙医,并且都在马萨诸塞州东部有家族根基。讨论部分另写:在“打算到新居住地经营企业”的迁入者中,到来时谁也不认识的比例,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是 21%,伍斯特是 20%。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 21% 对应 7/33(7/33 ≈ 21.2%)。伍斯特的 20% 对应的是上述 5 人这一组;论文没有把这 20% 再写成一个单独的人数,也没有说明它与“都有家族根基”如何落到具体的人。

对大多数业主,在企业所在地或附近住过,是降低开办和经营风险的一种做法。这不等于他们只使用本地联系。本地知识和联系被看得很重,以至于很少有人考虑把企业搬出都市区:伍斯特的企业主中有 14%,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有 22%。论文没有给出这两个百分比对应的人数,语境是两地受访企业主,没有写明分母是全部 198 人、179 人,还是其中某一子集。

外地才能带来的创业人才,站得住吗?

Harrison 等人研究加拿大渥太华的高技术产业集聚时强调,企业主在开办企业前的就业经历,以及由此牵出的居住经历,使很多人能够使用在别处建立的网络;他们把创业人才的迁入看成高技术集群得以形成的关键。本文引用他们的数字,把“来自外地”和“开办前不久才到”分开。传真调查的应答者中,约 87% 在开办前紧接着的工作地点位于新企业 50 公里以内,分母是 total n = 186。面访子样本中,68% 在开办前已经在渥太华至少住了 10 年,分母是 total n = 20。很多人确实是迁入渥太华的,但并不是临近开办才到达。50 公里、10 年和这两个分母都属于那项渥太华研究,不是伍斯特或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面访结果。那项研究同时说明,全国和跨国网络、以及地方吸引人才的属性,仍然重要。

回到这两座城市:因为空间流动和个人联系网络,“在当地少于 3 年”会明显低估企业主与地方的联系和知识。两地企业主的扎根程度差别很大,这种差别可以通向不同的创业文化;本文引用 Saxenian 的区域比较来支持这一层含义,并没有在这两座城市里测量一种叫创业文化的独立指标。

性别差异同样明显,但是描述性的。女性开业前在当地的年数更长,也更少出现在州外迁入、无先前联系、以及为经营企业而迁入新地方这些组里。论文认为,在女性开办和经营企业面临更多困难的既有文献背景下,更依赖区位稳定是一种降低风险的做法。这一句是解释,不是本文对经营业绩做的性别比较。样本里没有失败企业,也没有报告利润、存活年数或融资结果。

由此推出的政策含义也是解读:地方经济发展宜帮助本地企业成功;若仍要从外地吸引企业主,应寻找那些与本地已有联系的人;促进女性创业时,要看到地方知识对她们的分量;政策还要同时看到地区的居住稳定、居民个人的区位稳定,以及企业主联系网络的空间范围。这些建议没有配套一项政策评估。

这些数字能用到哪一步?

面访证明的是,在这两份偏向成功企业的分层样本里,当前居住年数怎样误算熟悉程度,以及新来者内部有多少人已经有回流、州内迁入或私人联系。它没有证明“在当地住得更久”导致企业成功。失败企业不在抽样框里,零联系且从零开办的路径即使存在,也可能因为企业没有留在名录上而看不见。科罗拉多斯普林斯那 7 名没有先前联系、却带来或买下企业的人,全部来自仍能被访到的业主。

两座城市是按 1985 年前后的人口停留水平挑选的两端,再加上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军事存在。9.1% 与 30.2% 的方向和 84% 与 64% 一致,但两个点不能推出中间水平的城市会落在哪里,也不能把业主差异从军事驻扎、阳光带和产业构成里分离出来。

性别分层使“新来者中女性占三分之一或 27.8%”依赖于样本里男女各抽了多少。论文没有给出分层人数。州内迁入用州界代替活动范围,会把州内远处的搬家也当成“日常流动已经覆盖都市区”。面访只记录此前两个居住地和此前三份工作,更早的搬离可能没有进入回流计数。相关的 P = 0.02 没有附带检验细节。

被引用的 10 公里、20 年阈值、渥太华的 87% 与 68%,都不是本文重新估计的。污染、隔离和犯罪三段没有本文自己的暴露量、隔离指数或犯罪计数。连续的个人位置记录只作为测量理想被提到,本文没有分析这类记录。

一句话总结

在这两座城市里,开业前在都市区只住了三年或更短,不能当成对当地一无所知:多数这样的企业主已经经由回流、州内搬迁或私人联系碰到过这个地方,而日常流动正是停留能够变成地方知识的原因。

核心来源

  • PNAS 正式发表记录,Susan Hanson,Perspectives on the geographic stability and mobility of people in citie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5,102(43):15301–15306。首页印有 DOI:10.1073/pnas.0507309102。面访数字写在正文中,回应率写在脚注中。
  • 面访例证所属的更大研究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项目 SBR 9730661、斯隆基金会,以及论文致谢所写的 William and Flora Hewitt Foundation 资助;后者支持了 2001–2002 年在斯坦福大学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的访学。

作者介绍

  • Susan Hanson:本文唯一作者,署名 Clark University 地理学院(School of Geography, Clark University, Worcester, MA 01610)。论文首页为 Contributed by Susan Hanson。文中说明,伍斯特被选中是因为那里是她此前研究性别与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地点;这一线工作包括她与 Geraldine Pratt 1995 年的著作 Gender, Work, and Space(本文参考文献 25)。Geraldine Pratt 是该书合著者;本文署名只有 Susan Hanson。

延伸思考

以下是 AI 基于论文结果所作的延伸,不属于原论文结论。

若一座城市用“最近一次迁入行政界线后的年数”给新居民或外来企业主打分,伍斯特那种三分之一的州内迁入者、以及两地的回流者,都会和真正没有接触过当地的人站在同一格。可以改问的是:把界线从都市区换成县之后,三分之二这一“已有先前联系”的比例是差不多保持不变,还是明显缩小。前者说明偏差主要来自只记最近一段年数,后者说明偏差主要来自界线切过了日常活动范围。本文证明两种偏差都存在,但没有做这个换界线的比较。

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迁入水平更高,企业主里的新来者也更多,而论文把军事存在列为迁入的背景之一。下一步值得拆开的是:在同一行业构成下,因军事相关原因到达的业主,与其他州外迁入业主,谁更常在开业前已有家人或工作联系。本文没有做这组拆分。若军事驻扎解释了两城差异的大部分,就不能把 9.1% 对 30.2% 直接读成阳光带与老工业城市的创业文化差别。


文章作者: 猴猴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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